日知錄·進士得人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台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為慊。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雲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蔔之，可以見矣。」

　　余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裡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于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日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複試之。宋雖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幸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于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大學，有任子，有郡縣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曆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眾口交嘩，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消。

　　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為變通之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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