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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系囚見徒，罪無輕重，鹹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于文定謂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磚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毫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塘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複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上贖銅。敕旨：『李商招愆，懼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抵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貧窮而為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禍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為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訣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禦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Г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餘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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