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兩漢風俗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故範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

　　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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