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守令_學達書庫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若不聞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

　　「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則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為奸，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

　　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于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複論其富國裕民災道哉！必也，複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禦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並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為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豈能據一州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址，近為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敕，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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