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

　　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疏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

　　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複何求哉？至於叩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樸愚之心，未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複製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複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

　　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複啟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人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鹹有一德」，斯之謂矣。

　　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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