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周騤推官書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

　　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别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

　　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襃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

　　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

　　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枊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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