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八章豫東大戰(4)

第三十八章豫東大戰(4)

　　其他所俘之敵軍官兵，亦妥為安置，決不加以殺害。其中有劉志陸一部官兵，皆粵桂籍，解除武裝後，撥車送至漢口而後給資遣散，官長每人五元，士兵每人兩元，以為他們路上盤纏。原籍山東、河南者則講話後就地解散。所俘傷兵，都送入醫院為之治療，和本軍官兵待遇相同。我以為這並非做慈善事業，而是盡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因為禍國的只是軍閥，士兵們是完全無辜的，他們一樣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驅迫（這也多是軍閥所賜），始應募當兵，變成軍閥爪牙。我們不但不應加害於他們，並且應當寄予同情。兩國交戰，俘虜且須優待，方算文明，更何況我們是內戰？這意思曾向首領三令五申，故辦理甚佳。

　　經過這次大戰，直魯奉以及孫傳芳軍一蹶不振，暫時再難向河南進犯。同時第一集團軍自從徐州南退，因為內部發生了些問題，蔣先生表示消極，下野遄赴日本；而寧漢之間的衝突亦已訴諸武力。革命的友軍們，發生這樣分裂，使我困處河南，亦無法單獨前進。因此在會戰結束後，我除盡力關懷寧漢之爭，促請蔣先生出山，並催促山西方面發動軍事而外，就埋首於自己內部的整頓。第一，就是肅清後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緊整飭吏治，以使內部得以健全與鞏固。

　　我自十六年夏間出兵潼關，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域，這其間我們是以全力向前進展，未暇顧及後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陝、甘、豫境內的軍閥殘餘，最使我們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據同州，黨拐子據鳳翔，田玉潔據三原、涇陽，張兆甲部散居甘陝邊境。他們騷擾地方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聽，種種情形，前面已經說過。這種後方的隱患，是絕不能漠視的。因趁此前方軍事靜止的時候，命宋哲元、劉汝明等率部分別一一剿除。這些妖魔小丑，力量雖甚有限，可是因為在地方盤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時頗費了一些氣力。其中麻老九為劉汝明所解決，党拐子、田玉潔及張兆甲的殘部韓有祿、黃得貴等，則被宋哲元、張維璽先後消滅。

　　吳新田駐漢中甚久，因聞其搜刮地方，驕奢淫佚，置正事於不顧，以致所部敗壞不堪。（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八九歲，為人精明幹練，實心實意地要往好處走，後來陸大畢業，受很完全的教育只因環境毀人，經不起官僚腐化空氣的薰染，弄到這步田地真是可歎）。我想把他部調來鄭州加以整頓，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淪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們軍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電數次，他滿口答允。可是開到老河口，其部屬即全體嘩變。後來費盡精力終也沒有收拾得起來。吳新田為陸大畢業學生，學識能力都有可觀，然受社會惡劣薰陶，竟致如此下場。我真為他可惜！

　　河南還有一種叫做「妙道會」的民間組織，原是一種宗教團體，為領袖者以刀不入、子彈不過等等邪說，以為號召。愚民無知，受其迷惑，紛紛加入，頗能激動一時。到後來人數加多，膽子也大了，同時軍閥們又加以收買，他們公開劫火車、搗亂地方。乃令張自忠負責解決之，經捕獲黨羽很多，據他們招供是與吳佩孚有關。

　　關於政治和吏治，在我們覺得比軍事難辦得多。第一，因為革命正在進行，軍事階段，尚未結束，而軍閥連年蹂躪搜刮，地方糜爛，人民困苦，達於極點，一直不能使之蘇息。在這樣的時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處處覺得矛盾與棘手。第二，我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我們的團體，也是以軍事為中心的團體，關於人才的羅致與訓練，亦向來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客觀與主觀條件之下，要使政治與吏治都能納入軌道，實在萬分地困難。

　　甘肅主席，仍由劉郁芬充任。陝西是宋哲元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為薛子良，繼由鹿鐘麟任之。後來戰事緊張，鹿率所部忙於作戰，無暇兼顧，乃又調鄧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調整。為補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請王儒堂先生為隴海鐵路督辦，兼鄭州市市長。淩濟冬先生為河南大學校長（後來與黨部鬧意見，學生鬧起驅逐校長的風潮。經多方勸導，又複迎淩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請江恒源和陶行知①等幾位先生前來幫同籌劃一切。經詳審當前實況，並參照民十一我督豫時的施政大綱，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綱。舉凡一切設施，悉按照此大綱進行。江問漁先生後即留省政府為教育廳長。省政府還羅致了幾位地方人望，張鴻烈為建設廳長，張鈁為民政廳長。張鈁原為吳佩孚舊人，民三時曾為漢中鎮守使。我那時用人的方針，是只重人才，不問派系，故張之出處雖有不合，但亦舉而用之。可是用人與辦事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後來河南人民對於張鈁並無良好之批評，江問漁先生亦以事辭職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華。

　　【①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原名文，改名知行，後名行知。家境清寒，經教會協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學。1914年去美國留學。1916年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長。1920年辭去大學職務，提倡教育改造，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創辦試驗鄉村師範學校，1929年改名曉莊師範。翌年，學校被反動派封閉，逃亡日本。1931年回國。1935年參加起上海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七·七事變後，呼籲抗戰，提出抗戰教育方案，並自籌經費辦著名的育才學校。抗戰後期，積極參加反獨裁、反內戰鬥爭。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委。1946年7月25日，因勞累過度，患腦溢血去世。】

　　治豫大綱中所規定的重要事項，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賭戒煙，提倡國貨以及崇尚節儉等項。關於剿匪，由趙守鈺、韓多峰兩位負責辦理民團，趙老成持重誠篤勤勞，多少年來始終如一，身體精神尤其壯健。韓則熱誠愛國，不辭勞苦，在河南辦理民團極有聲譽。禁賭戒煙等項，辦理亦有成效。提倡節儉一項，軍政人員又能以身作則。那時公務人員真正做到勤勞節儉四個字的教條，不但腐化官僚習氣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儘量地平民化，除非萬不得已，不得購用一文錢的洋貨，衣服都是布制，吃飯都是一菜一湯，上下一律。

　　建設方面，因在軍事時期，地方上過於窮困，所以還談不上，只因許多民房破爛過甚，簡直不能居住，故在開封、鄭州建築平民住宅，使一般貧民得免風雨浸淩之苦，車站附近所建尤多，這也是因為地點適當的緣故。又特別注意一點，即令軍政各機關執法人員，嚴禁刑訊。因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麼，人家只好招供什麼，任何人處其境地，亦無法自持，尤其像火筷等等酷刑，簡直喪盡天良，滅絕人道，開明的社會，必不許有。故查知有用刑訊者，即嚴懲不貸。後來開封、鄭州二地為此事作一大運動，頗為收效。此外還有一些枝枝節節的改革，不必細述。最重要的還是吏治的問題。

　　人選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縣長是親民之官，一切政治設施都得通過縣政府，方能達於人民。從前我左右的縣政人員都是鄧鑒三、薛子良一類人，他們人品方正、辦事老練，故能勝任盡職、少有弊病。此時所分發的各縣縣長，卻不能如此整齊。他們認真不苟與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信得過的。但一個縣長，只能認真辦事，只是清正不苟，還是不夠，他們更須具有相當的學識與足夠的經驗才行。而此時的縣長，就多缺乏這些重要條件。現在舉幾件事實說一說，以見當時情形的一斑。

　　鹿鐘麟代理河南主席時，分發了一批縣長。有一天我問他，他們在地方辦事，成績如何？鹿就將所知情形，一一詳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勞認真做事的。如賈德潤於民十一年曾為淮陽縣長，處處實做，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親率縣隊，光著膊子與土匪抗拒，終將土匪擊退。此時仍令他為淮陽縣長，兼行政專員及民團司令。辦事極是努力，可是存心雖好，卻以經驗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過急的地方。比如對地方土豪劣紳嚴加約束，不給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賭。有一次在淮陽一個廟會上拘捕賭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後來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將他打死。又有李團沙，曾為本軍團營長，為人極是潔身自愛，處處想往好裡做。此次任他為縣長，八個月後，他回開封述職，問他地方政情，他說：「我這一縣的人民素來以好訟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後，一件官司也沒有了。」

　　「你怎麼辦到這樣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兩個兄弟為家務糾紛來打官司。兩個人在公堂上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使人無從判斷是非曲直。我就說，不管你們誰有理，你們是親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訟，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辦你們這好訟和不孝的罪！於是各打一頓軍棍，使之背臉跪在縣府門前。同時對圍看熱鬧的人講了一番話，本縣長最厭惡好訟的風習，若有人來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軍棍！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無一件訟案。」

　　陝西鳳翔縣縣長劉硯金，也有和這位為民「息訟」的李團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內，最注意衛生清潔的推行。每天早晨起來，就赤著腳，褲筒卷到膝彎上，手裡拿一根棍子，親自到街上去查清潔。誰家門前有污穢垃圾，他就抓出家長來，用手裡棍子大打一頓。他每天要走遍滿城的街道，滿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險。他問案的時候也是光臂赤腳，把脫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踞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竇爾登的派頭。訴訟者三句話沒說得好，他就給他一頓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而不敢言。

　　李、劉兩個縣長是辦事魯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縣更有一個縣長，因為辦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頓打。那時陝、甘、豫各地都厲行放足運動，各縣設有放足會，勸導婦女分期放足。第一期為準備期，第二期為實行期，第三期為檢查期，每期三個月。這也是治豫大綱上面所規定的辦法。這位新安縣長到任的時候，正值檢查期。他親自出外檢查，走到街上恰好遇著一個纏足的新娘子，還沒有遵令解放。縣長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纏布。這事引起觀眾的反感，人人憤慨難制，於是群起用磚塊瓦片把他痛打一頓。時鄧哲熙為代理主席，當即把他撤職。那時我在新鄉指揮戰事，這位縣長即跑來見我，以為我是極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著我的意思辦事，如今受了撤職處分，未免覺得冤屈。我告訴他說：「像你這樣魯莽滅裂的辦法，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監禁！」從

　　前鄧鑒三先生為湖南臨醴縣長，也有挨家挨戶勸人放足的事，但他卻辦得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與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勸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請出來，和他們詳詳細細地痛說纏足的害處，慢慢說得父母們都心動了，而後再令自動實行；第三，他在檢查的時候，也只是好言勸說，決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婦女交涉—他以一個年老的人，勸到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放足，也決不致於引起人們的側目。我把鄧先生的例子詳細告訴了這位縣長，為他把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反復詳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還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為縣長，後來升到專員，辦事頗能認真，可是私行不檢，他在任上竟戀愛了一位女教員，使本地方父老大為不滿，於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辦法太壞，毛病就在於學識不足、經驗缺乏。這原也難怪他們本人。他們多是軍人出身，年紀又輕，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廚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飯，卻叫他做衣服，豈不是大錯而特錯）。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談此，以為是我們自己不可掩飾的錯誤，真是對不住國家，對不起人民。但是除了這些半路出家的縣政人才而外，我們的政治幹部在哪裡呢？這必須早有預備才行，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奏效的。

　　總司令部政治部自劉伯堅走後，即由郭春濤、簡又文擔任正副部長，總部黨務由淩勉之擔任，宣傳處長由孟憲章擔任，總部秘書長原為何其鞏，後何請假他去，即以黃少谷繼任。鄭州會議後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顧孟余、徐季龍諸先生，均為分會委員，實際負責人則為鄧飛黃，亦中央派來。有朋友在我面前說，鄧好用私人，對其不滿。我倒覺得不然。我說鄧先生二十來歲，剛從學校出來，認識的人不是同學，便是朋友，不用同學或朋友，另外再沒有熟識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們說，我終天忙於治軍，你們有適當的人才，請多多地介紹前來，我們是極端歡迎的。

　　為了補救行政幹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機構舉辦了幾個訓練班。政治分會成立了一個政治訓練班，由鄧飛黃專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個縣長考試委員會，由王鐵老為委員長，專門考核並訓練縣政人員；又由薛子良、餘心清辦一訊政學院；李世軍主辦一農村訓練班。這些訓練教育的機關，都辦得有相當成績。經此一番振作，基層政治的推行，雖不能說從此就盡善盡美，但比較以前總算進步得多了。

　　訓政學院的辦理，因薛子良、餘心清悉心努力，所以顯得很有朝氣。那時我常到學院中參觀，看看學生的生活，談談規定的課程。有時找我講話，我即在操場上和學生們談幾句，學生們都很活潑。除功課而外，於身體的鍛煉，亦甚注意，他們的運動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學校完全相同。這個我總覺得不妥。我常常發狂論，以為新式運動，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貨，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國貨，鞋也是舶來品；打網球，網、拍子，無不是美國來的；排球、棒球、籃球亦無不如此。

　　打球我一點也不反對，我只反對這樣瘋狂地為外國人銷貨。這也是運動，可實在是少爺小姐敗家子的運動。要活動身體，劈刀不行嗎？舞劍不行嗎？摔跤打拳不行嗎？中國的十八般武藝，沒一件不足以使我們出一身大汗，活動全身血脈筋骨。你說那些玩意兒太陳舊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徑運動，也是從希臘羅馬時代傳下來的。我們既不能好好繼承古昔遺產，而發楊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發明些新鮮活潑的玩意，一味地只是盲從西洋，忘記了自己是個破破爛爛的農業社會的農業國家，想起來這真是我們的大恥辱。

　　李世軍主辦的農村訓練班，隸屬於總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長簡又文來見我，氣憤憤地要求辭職，說政治部裡出了不名譽的事，使他無法處理。經我一陣追問，他始說出李世軍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曖昧關係，晚間，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經鬧得不成體統。我聽簡又文如此說，不禁笑了。我說：「這事好辦得很，如果李世軍是強迫的行為，那女同志勢必向你申訴，你自然應當按法辦理。如果是兩相情願，出於自動，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認為此事有礙部紀，那你把他們記過也可以，申斥訓誡也可以，甚至開除也無不可。自己責任內的事一樣都不辦，就要跑來辭職，豈不是和我為難嗎？那又何必呢！」

　　經此一說，簡先生方回去查問去了。那時前方戰事正緊，他們卻在後方鬧這些麻煩，真是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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