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4)

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4)

　　談至比，兩方僵坐，毫無辦法。顯然的，吳這些辦法，全不脫禍國殃民的作風，好像他和國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樣，於國家人民怎樣有害，他就怎樣辦。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著頭歎口氣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糧秣不加理會，但我卻不能不開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從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二十四日開拔完竣。我派了一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一切事務。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為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槍數百支。這時借著訓練的名義，著令留駐北京，以為應援。一切安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顏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鬧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為，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面將來怎樣結束呢？」

　　「真是難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著。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袖手坐視總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卻模棱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鐘頭，話老是不能深入。顏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著邊際，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銳，遇事痛快地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我和黃膺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顏惠慶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一與之接頭，因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連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始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灤平，我自己也住到懷柔。從懷柔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棗樹，此時正結了實，紅的果子滿樹累累，看著真是美觀，真是可愛。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棗子卻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嘻嘻地看熱鬧。我們問他，棗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您帶的隊伍過境，哪會摘吃我們的棗子？」又說：「弟兄們看見棗子長得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得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歡慰的。

　　在懷柔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催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只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眾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只說你且去打一仗再說。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圍，極力鏖戰，糧盡援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他自覺喪師辱國，只有自縊而死。我這次行軍，想到楊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觸萬端，因撰了一副對聯，以木書刻，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聯文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著，段祺瑞派賈焜亭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表示不贊成內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處。接著張樹聲、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馬說奉方殊不願與我為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我便很坦白地對那代表說：

　　「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裡說著話，聽著外面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著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肅殺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我拿著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我乃重複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佈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陸大畢業，為人深沉誠厚，寡言笑，他雖然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之所為卻不滿意。我的一切舉措，全不瞞他，什麼話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們，一方面卻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也決不會破壞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洩漏于吳。我也聽其自由，不予強迫，兩下各行其是，彼此諒解，如此而已。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地說，我並不能贊成他。我以為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淆不明，公私應當分得清清楚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破壞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翻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面才是。

　　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棱其間，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事為預謀。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竟令張宗昌、李景林佔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食言的舉動，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之不能與奉合作，這件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秘密發信給胡笠僧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篷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鹿鐘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党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一路以來，部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大罵曹、吳禍國殃民，我們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為的意義和自身責職的光榮與重大。

　　那時參預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情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即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于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炮彈潮濕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吳的參謀複電，有雲：「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根據此電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我即抓住時機，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領開赴喜峰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鐘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

　　佈置妥定，我即親率劉鬱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笠僧的代表劉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簽字，以昭鄭重。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著大風，天氣極冷。黃膺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散漫泄遝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敗績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錮禁于悶車中，扣在站上數日，整車整車地饑餓而死。種種魯莽暴行令人聞而髮指。當晚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著砭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鐘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辦個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佈告，通衢要道上也佈滿了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著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機密神速，多是鹿瑞伯辦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會議之後，鹿返駐在地密雲，即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裡而回或六十裡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走著，一頭于路旁打野外；有時剛剛支起帳篷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為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達北苑後，照著命令在此間設法先運一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為進城取東西的模樣，暗進明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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