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章窮困的陸軍檢閱使(3)

第三十章窮困的陸軍檢閱使(3)

　　英美各國公使亦不時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國公使請我們吃飯，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和一位美國朋友格裡君同去。那時天還未黑，車到東郊民巷口，一個中國巡捕忽攔住車子，用手中棍子一陣敲打。我問他什麼意思，回答道：「你們沒有燈，車子不讓走！」我叫點了燈，又說點得太晚，仍是不許走。我說，若是違犯了章程，或是罰錢，或是扣人，都可以，怎麼就胡亂打車子？究竟是為什麼緣故？他說：「沒有緣故，就是不讓走，你忘記你是中國人！」

　　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奪過他手中的棍子，還敬他一頓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車子開了過去，直到公使館赴宴。散席以後，公使對我談及崗兵被打的事，說他們巡捕要報復。我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他，並請格裡君作證，我說：「主人請客，客照約定的時間赴宴，你們雇的巡捕不許通過，而且無理打車，出言不遜，豈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則我真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關係，常有幾位美國朋友往來。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師，事母至孝。他母親已八十五歲，新從美國來，辦有一個聖經必帶會，刊印一種小本《聖經》，贈送友人。那天來看我，汽車一停，戴牧師就下來，背著他的老母親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說話也還清楚，和我說：「快要死了，特意來看看您，並且贈你這書。」那時戴牧師年過五十，猶未結婚。問他為何不娶，回說若娶了親，必須與母親分離，就不能照應母親了。但不打算抱獨身主義，將來母親過世，再說婚姻的事。我看他語真意直，與中國人在禮教下所講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為孝親之道，出於人情與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個至情至理。我國新文化運動初起，曾有人主張非孝，那不過是對禮教的一種反響，實在不免矯枉過正。戴牧師生長在個人主義風靡全國的美國，而不為社會累沒至性，我始而以為稀罕，繼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偉大。他請有一護士照應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離左右。

　　美以美會還有一位名叫劉海蘭的牧師，即是北平匯文學校的創辦人，他和他太太結婚五十年，此時已八十多歲，還很健實。循照歐西風俗，結婚五十年，謂之金婚紀念，是個盛典。我特意贈送一隻花籃，親去賀喜。看見主人只在桌上辦置了幾盤點心，客人來了，親熱地拉一拉手，願意吃的，吃一塊點心，即走。簡便而又懇摯，什麼繁文縟節也沒有。金婚過後沒幾年，劉牧師即死，不到九十歲。送葬在西城外一個教會墳地中。發喪的時候，我也親去送殯。到的朋友很多，喪儀簡單，但極其哀痛。想到我們中國的出殯，叫花子雇他數百名，行列綿延十數裡，一點哀痛之情也沒有，時間金錢消費於無用，無非擺擺排場，顯顯闊綽而已，那真是敗家子的辦法。從這種禮俗對比上，顯得我國社會實在腐敗，人家的社會實在是向上進步的。

　　在此時間，國民黨中的朋友亦往還頗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來看我，帶有一份中山先生手書的建國大綱給我，說總理把他手寫的這書送給你，問你有何意見，有何需要增減之處。當時談了幾句，匆匆即走。他說日後再來看我。我把那份手書的建國大綱細細讀了兩遍，覺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裡湧起了一種興奮欽慕之情，無從筆述。過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見面，他問我看了那個寫本感覺如何？我說這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對症藥方，必定照著這樣辦，中國才能夠成為自主的現代國家，卓然獨立於世界。自從讀了這個，我完全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

　　後來民國十四年孔先生到張家口看我，告訴我這寫本原是贈送宋慶齡先生的，那次借來送給了我，打算另寫一份歸還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寫，即已故去。現在這寫本已是一女許配兩家，歸了我，宋先生就沒有了。我說我雖把寫本視為珍寶，但我絕不能將孫夫人的紀念物奪為己有，當時翻箱倒籠，好容易才找了出來，即請孔先生攜歸孫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寫一小跋，記述此段因緣，以留紀念。但以人事倥惚，一直未得寫成。倒是後來到了南京，替孫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寫了一個小跋。

　　又有一位劉盥訓先生和一位郭維一先生為了山西的事來看我，談山西人民的苦痛，談山西的種種假做法，話說得很多。我聽之後，亦未加思索，就歎息一聲，衝口而出地和他們說：「我有一句俗話要奉告兩位：是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話剛剛說完，郭維一先生即紅著臉把腳一跺，扭過頭來就走。追上去請他不要生氣，他說：「你既這樣說，我和你就沒有話說了。」當時情形至今我還記得。

　　北京的官長，我自來不肯隨和周旋。我的種種不合事宜的幹法，除去少數有知識、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場社會都譏我孤雁出群，罵我為活妖怪，把我當著眼中釘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對我上條陳，說我在河南失敗，在北京領餉無著，領械領彈無門，所遇種種困難與打擊，都是因為我太不隨和，太不講應酬的緣故。我覺得也有相當道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我也勉強和各方應酬應酬。

　　那時的北京上層社會，總而言之，是官僚惡習太深。只拿請客一事來說，請柬上明明寫著六時到席，可是到八點鐘客還不齊。我老是前五分鐘或準時赴宴，至則闃無一人，連主人也沒來。等得我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盤包子或一碗麵條，吃完，留一張明片謝謝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們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們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請客並不預先約定，總是臨時下請帖，往往同日同時收三四份亦或四五份請帖，到時只好在這邊坐三分鐘，吃一點湯；又到那邊坐五分鐘，吃兩粒瓜子，一餐飯要吃數處。東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遠，汽車也來不及。

　　大家都是這樣，結果十人一桌的席，不過剩個三兩個坐著，主人費了許多金錢辦起來的豐盛珍貴菜肴，幾乎沒一人下箸。這樣的宴會，金錢上、時間上都成浪費，既不能吃，又不能談，只是擺官僚排場而已。我想為什麼不能預先約定時間，家常做四五樣簡單的菜，大家聚一聚，又好吃，又好暢談呢？官場中固是如此，其他紳商大老，也無不要擺官僚場面。記得一位周姓銀行老闆為其尊翁做壽，叫了戲子彩排唱戲，請了數百男女客人，僕役進出忙亂，數以百計。那個煩囂雜遝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煩躁而感不安，哪裡顧到孝道！有一次瑞福祥請吃春酒，也是唱戲，請著數十桌客人，那種鋪張的場面，我這個窮小子也總看不慣。我想他們為什麼不願意把這些錢捐給孤兒院，或是捐給圖書館，定要如此浪費掉才覺得痛快呢？

　　敬輿先生的生活在當時原算是最儉約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長及國會議員們之間，有些方面也就不免習於奢靡而不自覺。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臺煙，問他每天須消費多少，他說每天約須二十筒上下。我又打聽他的賬房，也是說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餘筒。這個數目使我很覺得驚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計算，那麼，僅僅香煙一項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餘元。人們每以為這是小事，不加重視，其實不然。據我所知，民國八年時的估計，全國香煙消耗每天達六萬萬二千萬余支。到民國十七年，別家煙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銷售八十二萬萬五千萬支。以此折算錢數，還不夠驚人嗎？外國人以不解饑渴的煙草來，換取了我們大量的金錢。他們把這些金錢運回去，造成飛機炮艦，把此落後的民族威壓得俯首帖耳，一任他們宰割，這果然可以視為小事嗎！

　　和北京當政的大人先生們往還久了，使人更進一層地認識了他們的面目。他們三個五個聚會一塊，多無一言涉及國計民生。大家嘻嘻哈哈，興高采烈地談著的，不是昨晚打牌輸贏了多少，明晚梅蘭芳的什麼戲牌，便是某某女戲子怎樣風騷，誰家姨太太怎樣標緻，再不，就是商議著如何賣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牆、賣磚瓦一類的勾當。使人只見目前漆黑一團，簡直悶得透不過氣來。

　　為一國元首的大總統黎元洪氏，是個不肯負責、圓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總要邀請在京的各首長在居仁堂會餐。被邀的不外國務總理、各部部長、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陸軍檢閱使等十四五個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著談著，總要引起黎總統的牢騷來，這時他就訴苦道：

　　「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一個月我又賠了三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三十六萬。長此下去，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在座的人的答話各樣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說他忠厚仁慈，有的說他大仁大義，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說往後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來，一概不予接見。一次我卻納悶不住，瞪著眼睛，脫口而出地說道：

　　「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說。

　　「旅長的餉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存那麼多呢？」我這樣魯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發窘。但總統總有總統的襟懷和雅量，他對這些無可置答的閒話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臉上紅也沒紅。到底他心裡是怎樣地懷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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