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六章在常德二(2)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二(2)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幫助一般官佐瞭解譯述的軍事書籍，並進而直接閱讀及翻譯外國軍事學名著。雖然進行很是遲緩，但選習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設一工藝班，分木工、鐵工、照相、修槍等數種。規定每個官佐，至少須習一種。先詢各人願習何種，而後分組請人教授。當時選習木工、鐵工及修槍者居多，故成立大組。我自己學的是修槍，每日由下午一時至二時請劉正琳先生來教。受傷殘廢士兵，亦須學習一種技藝，體力不足者，至少亦須學習繪畫或類似的輕巧工作。

　　那時的陸軍規章，凡士兵從軍三年，即當退伍。這個規章無人遵行，我在常德時試著籌辦，即遇最嚴重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退伍後的生活問題。因為自從帝國主義者的大炮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農村普遍破產，一般青年在鄉村中無法謀生，方大量地投軍入伍，以謀出路。他們家中既無可資溫飽的恆產，本身又無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無法生活，結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軍中所學得的放槍瞄準的一套，而流為匪盜。原來中國的許多規章，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三年退伍」的辦法，在西洋那樣的社會和徵兵制度之下，是適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樣文章地頒佈條例，實施這些條例的實際情形，大人先生們就不去注意了。試思士兵們之投軍，原多是為的救國，亦有為解決生活問題的，若三年後又複揮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後如何謀生，這種的辦法，豈不是製造匪盜遊民，破壞社會國家秩序的辦法嗎？

　　為試辦退伍，我採用寓兵於工的辦法。我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為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峰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峰升為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炘為廠長。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主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為保國衛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為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為遊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這期間，還舉辦有夏令會。因為官佐們整日操練，生活緊張勞苦，每年必使之有一變換環境的機會，能從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群訓育方面的講演。全體官佐，分為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于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還練習泅水。因為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嫻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于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請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當地民眾對於泅水的興趣。沅江江面比漢口窄得多，他不費勁地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里多長的江面，見者無不嘆服。一個民族的強弱，於整個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關係。仁修本老先生這次表演，給予我們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還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真槍去，以為學生練習打靶之用。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真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幹，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只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了數頃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裡，一文錢的外快都撈不著。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地應酬著。他們辦公，就在窯子裡、飯館裡，打牌、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卻只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著急。

　　他說：「您若能出些本錢，讓我們把槍彈領來，怕不把這批混小子揍得乾乾淨淨！」

　　說的時候臉紅耳熱，氣得嘴舌只打顫。我說，只要你辦得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第一次領槍二百支，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支，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自民國六、七年間，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護法軍給分的，可是他們亦竟以此為號召。皖的兩員大將徐又錚和靳雲鵬，橫行恣縱，不可一世。他們利用握有中樞的權勢，作種種擴張自己的勢力，排除異己軍隊的活動。曾屢次向日本舉行大借款，假借對德參戰的名義招編所謂參戰軍，由徐又錚、曲同豐統率。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為邊防軍，另外又成立了西北軍，由段自兼，而由陸軍部部長靳雲鵬代理。

　　其實所謂邊防軍、西北軍，統是擴張自己，統是要使之成為段家軍。另一方面則盡力消減異己的部隊，始則不按期發餉，繼則將餉項由十足減至八成，再減而為六成、四成。越是認真訓練，紀律良好的部隊，越是不發餉，以使之消滅；而那種收容土匪、魚肉百姓的部隊，反倒特別優待。這都顯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還有明害暗殺的卑惡手段，凡稍礙他們眼的人，必除之而後甘心。如徐又錚之捕殺陸朗齋將軍，並不免其職，亦不宣佈其罪狀，糊裡糊塗即把他處死。這種種做法，猙獰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將領顯然感到只許他們胡作胡為，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當護法之戰時，皖派軍隊在湖南屢次慘敗，時賴吳佩孚向南挺進，直打到衡州。若論功行賞，湘督一席自應由吳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發表了張敬堯為湘督。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吳佩孚本人因大為不滿，其他將領亦很抱不平。孫總理中山先生看透這一形勢，故贈吳佩孚六十萬毫洋。吳即撤兵北上，七月間即對皖派開仗。

　　直皖戰爭終於爆發了。這，一方面是使國家吃無窮之虧，人民受難忍之苦，一些訓練較好的軍隊，不能以之對外為解放民族保衛國家的義戰，即就此輕輕毀壞犧牲，一些有良心熱血的好將領，陷在夾板縫中，痛心疾首，而又無法擺脫。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說是國家民族之福。這一批惡劣的軍閥官僚們，若不這樣地彼此殘殺，自相消滅，國家將至何時始能上軌道？人民將至何時始得免於厄運？

　　直皖戰爭即在北方發生，南方軍趙恒惕、譚延闓即率部進攻長沙，至此，無惡不作的湘督張敬堯始抱頭逃竄。

　　張敬堯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日處火熱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標準有三：一是本家，二是親戚，三是同鄉。所謂「二帥」、「三帥」、「舅帥」、「姨帥」之類，充滿了督軍府，佈滿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諺道：「會說霍邱話，就把洋刀掛。」實非誇張之詞。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無廉無恥，無法無天，終日吃喝嫖賭抽大煙，恣意搜刮以供淫樂。所統軍隊，比土匪還壞，對民眾姦淫搶掠，無所不為，反正沒有顧忌，沒有約束。我在常德看著種種的烏煙瘴氣，沒法能夠忍受，曾和吳佩孚左一電右一電地打給段先生，請他設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為。可是我們越是說，卻越使段先生懷恨，而張敬堯也越發恣縱。

　　張敬堯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無人不對他咬牙切齒地痛恨。有的殺豬宰羊，以為勞軍，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鐵鏟之類一一砍殺，往往一次殺死四五人。害民的軍隊得此下場，實在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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