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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從四川到廊坊(2)


  我到綿州的時候,接到電報,令我率隊由重慶赴宜昌,歸吳子堂指揮,我以吳時為上游總司令,仍是對付西南的辦法,心中實不願與他們共事,乃複電稱我部已到漢中,不能奉命。同時接到賈焜亭在漢中拍來的電報,說漢中被圍,要我星夜赴援,那時焜亭為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陝南鎮守使之職,圍攻他的是陝西鎮嵩軍。大約漢中情勢危急,他每天十餘個電報給我,向我告急,說「此間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盼弟台星夜來援,解我倒懸」云云。最後又來一電,說漢中二十餘縣,無論如何窮困,亦可養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著朋友有急難,何可坐視?當即一切不顧,複電說即刻開拔馳援,請他釋念。

  自川北到漢中,路途之難,前寫入川時已經說過,路越難走,心裡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飛到目的地才好,好不容易走到劍閣,忽然又接到賈焜亭一個電報,說他已經辭職照準,叫我毋庸前來。接著又派來他的一位本家弟兄來見我,申述他已經辭職的歉意,但我絲毫不假思索,決定繼續向漢中行進。到了漢中,已由一位管某繼任了賈焜亭的位置。管是山東濟寧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歷史關係,我先和賈焜亭見了面,而後再去會管某,見面沒有說幾句,他說:「您既來了,就在這兒駐下去吧!我們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話什麼意思,很是驚詫,他說:「漢中這地方,地瘠民貧,只可養一旅人,養不住兩旅人的。」我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來搶他的地盤。我當即坦白地說明我此來決沒有這樣的企圖,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話剛剛脫口,他立刻笑逐顏開,眼睛眉毛都現出高興的神色來。我離開漢中以後,聽說他在寶雞被人打傷,部隊亦全繳械。後來寓開封終日念佛,沉鬱不振而死,落了一個很慘的結局。

  賈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辦事多年、閱歷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為人處事,聰明見機。管某尤其唯利是圖,官氣太重,惡習太深,一味只是所謂「當差事」的派頭。什麼是軍人的使命,什麼是官吏的職責,如何能解脫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隊練成國家的軍隊,他全不懂得。我以為世界上所以還能成功許多事業,都是傻子幹出來的,決不是聰明人幹出來的。傻子何以能成事業?就因為他只問此事自己該做不該做。若認為該做,即努力以赴,苦幹到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其間絕不把個人的利害計算在內,故結果縱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關羽、岳飛、文天祥,他們雖然為大勢所限,沒有成功,但畢竟成了仁,為後世立下榜樣,千古不朽。他們都是傻子,但結果卻做出了聰明事。那種聰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著自己的利害,自以為聰明得很了,其實是糊塗透頂。尤其在今日艱危緊急的時刻,我們的民族國家需要大批的傻子,來大大地傻幹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聰明取巧,那結果只是害了民族國家,害了自己罷了。

  這時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他來了電報給我,叫我率部駐廊坊通州一帶。我接到命令,即準備開拔。道路有兩條:一條就是我來時所取之道,經褒城、留壩、鳳縣、寶雞、鳳翔、扶風、武功、興平,而後到觀音堂上火車;一條則由興安、白河、老河口、襄陽、樊城,到漢口上火車。那時陸將軍被逐後,長安是陳樹藩在駐著,段先生不願我們從那裡經過,恐怕出事,而陳樹藩也用了種種法子,不要我們從那裡通過。我乃決定取道襄樊,直下漢口。

  由漢中到興安雖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載運笨重的東西。隊伍都步行,以極快的速率趕到興安,而後上船。在赴興安途中,適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這是有名的漢水,兩岸都是大山(武當山即在此),形勢很是險要。河道彎彎曲曲,淺灘極多,船行必須臨時雇請領港人指路。這種領港人,名喚「太公」,都是站在山頭上待雇。船至險灘,請上一位來,由他掌舵,東一擺,西一擺,就把船擺出險境。到了平穩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這樣的險灘不下二三十處,就要雇請太公二三十次。當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沒有青年的。他們就憑經驗閱歷,而有一套嫺熟精到的掌舵工夫,因此能夠化險為夷。

  我看見這個,想到國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興,就是有一位八十多歲的姜太公為國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諸侯,亦是因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請至秦,穆公歎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說:「你為什麼歎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擔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論道,那我比姜太公還年輕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見識大體、明大義、定大計,實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國的興登堡,法國的福煦,英國的路易喬治,都是為國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歐戰中都大顯身手。若非閱歷豐富、見識廣遠,怎麼能以勝任?不過我只是指的那一種靜定的舊時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時代,情形則又不同,許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氣有勇氣無迂見無成見的熱血青年來擔當的。

  興安為陝南一府,東西接豫境,東南接鄂,西南接四川,與漢中同為重鎮,亦有鎮守使之設。興安到漢口,中間經過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許多高大的山嶺。沿著漢水,兩岸都是出產豐富、人煙稠密的地方。襄樊在軍事上的價值尤大。北去出洛陽,出鄭州,襄樊為必經之路;南至荊門、沙市,襄樊亦是必經之路。所以歷史上屢次戰爭,襄樊成為戰略要地。那時一位張某任襄陽鎮守使,完全是舊官僚的氣派,用種種方法和各方權貴巴結拉攏,以鞏固自己的地盤。所率部隊,毫不訓練,本不打算作戰,故亦不能作戰,只是用作搜刮地方、魚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們從那裡經過時,他極驚慌,戒備很嚴,原來他也怕我搶奪他的地盤。真是可笑極了。

  到了漢口,楊桂堂即來相見。我原派他率同李雲龍、宋哲元、劉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營新兵,不想他另有什麼作用,把這事因循不辦,直到此刻也無一點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誤不淺。和他同來的幾位營長,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無辦法。楊是一個卑鄙無能、昏聵腐朽的傢伙,無熱血、無骨氣、無學識、無膽量,唯一的本領就是鑽營巴結。他用什麼方法鑽營巴結?就是長官的老太爺、老太太、姨太太做壽,他大送其禮;少爺、小姐生日或結婚,他又大送其禮。綢緞、首飾,只揀好的辦,手眼極闊。這些錢從哪裡來?都是從兵們和騾馬身上克扣下來的。不叫兵們洗澡、喝茶,柴費他上腰包;不給騾馬吃的,草料費他上腰包。還有其他一切公費,全都被他中飽。不然他終天煙酒嫖賭,浩繁的應酬,都從哪裡開支?這樣的情形,我要撤換他,也撤換不動,因為他有有力者為其撐腰。他持著這個,更是肆無忌憚了。總之,滿清官僚的惡習,他是一個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見面,他一開口就說:

  「咱們的軍隊在四川響應護國軍,怎麼弄得誰都知道了呢?幸虧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還得了!」

  說著滿臉帶著驚惶不安的神色。我說:

  「我們既幹了事,還怕人家知道嗎?老袁不死,又怎麼樣?

  他做皇帝,我就要反對他。反對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著他說道:「我們這次回去,可要聽段總理的了。我們必須靠他當靠山,他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這樣才可保不錯。」

  我說道:「只要他真正地為國家、為人民,我們自然聽他的。若不然,我們還是要幹自己的!你說靠山的話,段總理也靠的中華民國,我們也是以中華民國為靠山,決不依靠任何個人。」

  因為他看見士兵的肩上還是戴的護國軍的肩章,於是他又說道:「怎麼我們的隊伍還是打著護國軍的番號呢?這不大好吧?」

  我說道:「打護國軍的番號一點不是丟臉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們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們這次從四川出來,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點氣憤了。我說:「我們只知道為國家,為人民,這是我們的本分。你怎麼問出這種話?」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臉,非常親切懇摯地笑著說道:

  「旅長,你開口就是國家人民,實在太迂執了點。這是什麼世界?若老是這樣地傻幹,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沒有了。依我說,旅長不如就在這裡住些時候,多請幾次客,各方面應酬應酬,聯絡聯絡,這才是有用的辦法。您瞧瞧襄陽那地方有多好?為什麼我們不要,叫人家坐著占著,把地方吃光了?」於是又說:「我們一點應酬也沒有,各方面都沒有聯絡,實在太危險了。最近曹錕就買了兩輛汽車,每輛九千元,送給傅良佐和徐樹錚。張敬堯也花了幾千塊錢,買了兩個窯姐兒送他們。您看看他們的幹法吧,要不然,怎麼他們什麼事都行得開,我們老是被人家排擠呢?」

  他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我簡直忍耐不住了。我說:「你這說的都是亡國的辦法!」再也不願意和他說下去了。後來他把我說的話一一去報告了段先生。

  楊桂堂的為人,大都類此。那時的軍人政客,都是這樣一副面目,這樣一副頭腦,這樣一種作風。我寫的這位楊桂堂,正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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