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4)

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4)

　　一打門，聽到外面的人聲，那偵探就上屋竄逃，趕了幾個院子，才把他抓住。回來把情形一一報告了。問他：「錢是你拿了嗎？」說：「沒有拿。」「既沒有拿，你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認了。把錢追出來，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場無妄之災。「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國的舊官吏學識既不足，又不肯認真辦事，其糊塗往往使人吃驚。試思多少的無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這樣，政治案則關係尤大。執法者如不能慎重將事，則不啻為淵毆魚，為叢毆雀，國家人民必受無窮之害，又豈止枉死幾個無辜而已呢？這事意義極為嚴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說。

　　我們占駐敘府的第二日，曹錕、張敬堯等都來電報，質問我為何不再前進追擊滇軍。我回電說官兵病者太多，故暫作休息。曹錕等複來電要我進軍，否則他們將撥調一旅人來為我協助。同時陳將軍也來電詢問。我回陳將軍的電說，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裡亦人人有病，務請速作主張。我們忠心赤血，但能為國為民，願不顧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這時，接得陸將軍急電，說長安被圍，令我星夜率隊往援。接電之後，我即不顧一切，將隊伍撤向自流井，把敘府仍交劉雲峰接防。走了兩天，在路上又接到陝西的電報，當即下馬翻譯，知道陸將軍已讓出長安，叫我停止赴陝。北進既不必要，便將部隊統統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敘府之前，又派張之江訪見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張之江亦即趕到。帶有松坡先生給我同劉一清先生的信，另外還有致蔣鴻遇一信。內容大致相同，要我們加緊促成陳將軍獨立，否則將以武力驅陳。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數天，陳將軍來電說：「聞貴部有援長安之行，但成都今萬分危險，務請中止赴陝，速來成都共挽危局。」同時曹錕、張敬堯以及北京統帥辦事處也都來電報阻我赴援長安。我當即一一複電，謂「即赴成都」。

　　我永難忘記我們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為四川產鹽的區域。四圍皆山，井中出煤氣，接上竹管或鐵管，即為煮鹽之火（管上如套一豬尿泡，泡即充滿煤氣成球）。另有鹽井出鹵水，汲出之後，即以此火熬煮，煮後，凝成固體，即為「鹽巴」。此地橫闊四五十裡，共有鹽井四千四百餘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產鹽極富。每年稅收，數額驚人。這樣富庶的地方，平素即為一般軍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時不消說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標（自從這次四川戰事發生，普通一團人每到一縣，也往往三萬五萬地向地方需索，各級長官都是腰纏累累）。

　　我到自流井的那天，當地的紳商都驚慌萬狀，以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籌款。這從出面招待的商會代表的言語神情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哪知我們住了幾天，即規規矩矩地開拔，對於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動用。這實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歎為從未見過的事。同時一般人看著我不肯苟且，不認為是應當，是本分，反都笑我為迂執，譏我為傻瓜。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卻以為若是軍人不能堅守清介，只知搜刮騷擾，以人民為魚肉，以士兵為搶掠工具，那結果必致腐爛崩潰，而入於滅亡之途。我們應當記牢「愛民為軍隊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訓，堅守不移方可。

　　我們開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劉一清先生于途。原來陳將軍擔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來促我速速開拔的。劉先生和我見面沒談幾句，他催我趕緊開向成都。我告訴他蔡松坡先生有信來，當即把張之江帶來的信交給他看。他看完信對我說道：「你可以這樣辦：這次開成都，你把隊伍駐在城外二十裡地的地方，不必開進城去，且同陳將軍談判，促他立即宣佈獨立。他若還是猶疑不決，你就聲言不能維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

　　我覺得他的主意可行，即決照計進行。及至離成都五十裡的龍泉驛，我們即停止前進，請劉一清先生進城，向陳將軍轉達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還了幾次，最後我又親自進城面謁陳將軍。我告訴他說，袁世凱利慾薰心、背叛民國，人民無不切齒痛恨。我們萬不能喪失了天良，幫著他幹。您現在若還不通電獨立，表明態度，那麼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嘩變，即你的部隊也無法維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難安全。這是大勢所趨，非常顯豁，絲毫也不容猶疑的。說到這樣的地步，陳將軍才答允了我的要求，當即打一電報到北京，勸阻老袁進行帝制。

　　陳將軍被袁視為心腹的將領之一，西南一帶的局面，全指望著他維持。老袁接到電報之後，不料陳將軍忽然如此表示，心裡受一重大打擊，頓時昏迷不醒，不幾天就嗚呼哀哉了！

　　陳將軍發出致老袁死命的電報後，接著宣佈四川獨立的領銜通電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順利地照著預定的條款進行。時我們的部隊已改為護國軍第五師，分駐成都東面一帶。及至袁世凱的死耗傳到四川，入川的部隊即紛紛後撤，曹錕同張敬堯亦分別撤往宜昌漢口。洪憲帝制的運動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這一時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個痛苦時期。許多人評論別人，往往愛說風涼話，不肯設身處地為其人其事仔細思量一番。別人有所動作，若是冒昧從事，他們就批評是犯了幼稚病，自取滅亡；若是處之穩重，他們又批評是徘徊觀望，想投機取巧。這次的事，我曾聽到不少的人批評我顧慮太多，但批評的人並沒想到我當時所處的地位與境況。我那時不過區區一個旅長，人數不過四千，而且散駐各地，不能集中；劉雲峰和張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樣的驕傲侮慢，抹殺事實；同時環繞我周圍的袁氏嫡系軍力共總不下數萬，時時有把我消滅解決的企圖。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顧一切，魯莽從事，那不但犧牲了自己，於革命毫無裨補，而且反會把事情弄糟的。個人的成敗事小，對於打倒帝制的大局影響卻大。我認清了這個，所以努力壓制著自己感情的奔騰，一方面再三與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們的諒解；一方面則與劉一清先生極力逼促陳將軍獨立，響應滇軍。在我那時微薄的力量，與艱難的處境之中，自問已盡我所能，而於心無疚了。結果我的志願總算完全達到，這卻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極大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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