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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山東道上(2)


  這一路上一日三餐,連鹹菜也買不著,村莊到處蒼蠅飛舞,肮髒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識字,婦女都纏著小腳,小孩子掛著濃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無生氣,社會上看不見一點新的現象。此時正值仲夏,沿路上農民埋首田間,辛苦地做工。車子從他們身旁走過,有的只抬頭望一望,隨即又落下頭去,有的竟連頭也不抬。那種沉著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現著中國農民生活態度的嚴肅,我坐在車子上,著實感歎了一番。一時覺到我們的老百姓,實在是非常可愛的,只可惜當政者昏庸無道,弄得社會貧窮落後,國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難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過了钜野,就到谷莊,這是谷良友兄的故鄉。我們下了車,走到一處場園裡休息。谷良友兄臨時拆了一扇門板,權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幾塊磚頭,疊起來,當凳子坐。吃飯吃的是烙餅卷炒雞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黃瓜。正吃得高興,有一位六十余歲的老先生,口裡銜著一杆煙袋走進來。他穿的白布褂褲,白須白髮,神情很是矍鑠。經過谷良友兄的介紹,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來找我談話的。

  老先生態度誠懇,看見我就問:「這是馮大人嗎?」谷良友兄代我轉述了幾句以後,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老先生坐下來,頭一句就問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說:「咱們的國家如今衰弱已極。緬甸、安南、高麗、琉球、臺灣,都被外國佔領去了。國家危險到這種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產業?我們一切打算,都要以國家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裡,蘊藏著他的飽滿的世故閱歷,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輕,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麼外國人占高麗,占這占那,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頃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麼也是地好。古話說,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

  「為什麼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

  我當時再也沒法往下說。後來我想到,這位老先生的話,很可以代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專制政治,使人民覺得國家只是一姓的私產,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於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他們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給於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門第也隨之而高,可以睥睨於鄉里;沒有土地的人,勞苦終年,難得飽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貴,企求獲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這次在曹州府,我順便去見陸朗齋將軍,談了些關於軍事方面的問題。臨別,他送了我一本彭剛直公的奏稿。他說這本書,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細讀一讀。

  同家兄在一塊盤旋了六七天,把要談的話都談完,便從那兒和谷良友兄動身,騎馬到了開封,會晤一位和我同時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時在河南混成協第二標當執事官,多年故舊,一旦聚晤,促膝長談,個中自有一番樂趣。在這裡不曾久停,又乘車到鄭州,由鄭州轉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車中所見的情形,也很使我憂悶。旅客之中,我們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亂吃東西,就是躺著歪著呼呼大睡,好像他們只有對於吃和睡發生興趣。外國旅客就不然,或是看書,或是看報,女子則一邊編織衣服,一邊教小孩子認字看畫,至少也是談談話,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時間,沒有濫吃濫睡的。

  車上查票者都耀武揚威,開口就是叱駡,對於旅客,儼如審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厭。那時從北京到新民府這段路還沒有直達通車,途中須在山海關換一次車。換車的時候,意外地碰見了一位朋友張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這裡說出來。他原是第三鎮的軍官,剛從陸軍大學畢業,正要回營去服務。因為過去我們曾在一個隊子裡當兵,所以見了面,彼此分外地親熱,談的話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出旅館去散步,他同我談了一番「麻將做官論」。這段話很使我驚訝,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煥哥,」他說,「現在你會打麻將了嗎?」

  「我不會。」

  「你怎麼不學呢?」

  「國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們都是青年軍官,身上的責任重大,我們不應該沾染這些不正當的惡習。」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會打麻將的,可現在學會了。這玩意兒很容易聯絡人,如今馮國璋的親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將的時候聯絡認識的。我們借著這個機會,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能聯絡得上。你如果不會打麻將,你憑什麼和人家聯絡?你不會聯絡,憑什麼能做官?我勸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兒,也活動活動吧?」

  他滔滔不絕地發揮這樣一番妙論,我聽著,怎麼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想不到他在陸軍大學畢了業,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人。國家設辦高等軍事教育機關,每年不知花費人民多少血汗錢,結果卻造就出這樣的捍衛國家、造福人民的人才來,豈不令人痛心!這些話在我心內直打轉兒,我勉強地忍住,不曾說出來。當時點頭而別,各自住到旅館裡去。

  那晚上本來和他約定的第二天乘火車同出關。可是第二天我在車站上等他,怎麼等也等他不到,看看離開車只有一個鐘頭了,我只有趕忙到旅館裡去找他。到了那裡,門口站有勤務兵,不許我進去。我一定要進去,到他房間裡一看,還是昨天見面的一批人在那裡,卻單單不見這位麻將做官論的仁兄。我探詢他到哪裡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蹺,跑去問勤務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陸軍大學畢業生鬧翻臉,結果打起架來,彼此都被刀子把臉劈傷,住到醫院裡去了。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想,這一下,他的「麻將做官論」可要破產了!後來我回到新民府,打聽各方面的朋友,知道這位仁兄那天的確鬧了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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