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七章副目哨長隊官(2)

第七章副目哨長隊官(2)

　　操場裡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著操場跑了一大周。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裡去告狀，我就跟著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官長。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論誰有理誰沒理。」王統領外號叫做王蛤蟆，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他說：「不問什麼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話。」當時齊振標罰了跪，卻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軍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佬，請我們倆去吃飯，叫我們消釋意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三四）我從灤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衛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開往南苑駐防，改為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

　　改編以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那時統制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標統是王化東。王化東文武兼長，文筆固好，軍學也研究得不錯，並且為人態度誠懇，勤於訓練，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著的好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學術兩科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尤為認真。一時全鎮空氣緊張，人人興奮。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我便升補了上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巡遊。第六鎮二十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那嬌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門不遠，不想有一個喊冤的百姓，因為不能接近，化裝了衛隊的樣子，戴著紅纓帽，混了進來，等到兩宮駕到，就沖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驚，幾乎從轎子裡沖出來。於是太后大發威風，立刻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標統和管帶的領帶摘去，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這樣一來，隊官降為排長，各方紛紛保薦人去補這個缺。因為保薦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捨，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竟僥倖考取了第一，當升為二十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為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余，依然不見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長逝。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萬分！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裡的海子潘家廟。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裡。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了。

　　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回富興的，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為的人。平素他認為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秘訣。我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為他偷東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開除。他就回去見回管帶，於是回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帽子，拿著刀，就去見回管帶。見了面，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教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我說：「這種害群之馬，非剷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裡什麼事都不能辦了。」說著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回富興的懷裡，回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裡還氣憤憤地這樣說著：「能給好漢子牽馬墜鐙，不給賴漢子當祖宗。」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裡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麼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地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替他們解決，或是予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有一次，我們營裡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裡協裡鎮裡都派人來調查原委。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為他的父親從家裡來，找他要錢，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裡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裡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錢包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裡一元菜錢，棚頭正逼著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在屋裡。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伙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為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兒，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這天因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井裡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沒有出事。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士兵名叫褚懷軍的，身染時疫，於是立即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軍醫長來到，診完脈，一副藥吃了下去，當即把那個兵打發了。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見他吃下藥去，直嚷肚子疼，以後就再沒有做聲。大家都以為他睡著了，等到出早操的時候，協統跑來查營房，大家急忙整頓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喊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

　　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催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服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治的？你這算什麼醫生？」催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靠親戚關係，濫任私人，學識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氣憤不平，也只好悶在肚子裡，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位職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奏摺，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司務長為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即沸騰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開辦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以畢業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著一個。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就貿然提出這樣的建議，搖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失著。第二，奏摺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因為能上軍官學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權貴的親戚。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這類折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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