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溪集卷二　讀子史（論文附）

卷二　讀子史（論文附）

　　◎讀子史（論文附）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複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閡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于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觀週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藴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于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眾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皥、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耶？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後四書論系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眾法於前，而以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採用，後複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曆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製萬物，役使群眾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

　　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征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為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複之愈難矣。

　　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禦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複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製萬物，役使群眾，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于戰國。至秦有天下，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為之防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為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為防，所以救民之雕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為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為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貎，無益於治，則于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

　　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于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為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為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于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複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眾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為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慝禮，寵嬖幸，為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為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鹹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

　　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為娯，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于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為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為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准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勅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耶？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禦，所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于鄭聲之禍，獨寓意于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

　　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為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其當作「具」〕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絪縕也。成于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群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于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于樂器，則鐘磬管弦，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

　　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眾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于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

　　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故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灶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複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于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于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征，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狥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

　　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余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劄書》所雲「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曆之詔複佈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曆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于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

　　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于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畤，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常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

　　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其和之行政。秦並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餘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

　　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准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于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

　　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並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

　　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世而遷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讀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幹世主為志，則已騖于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幹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籲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

　　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于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于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裡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

　　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裡居，則眾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為二人明矣。

　　始吾友昆繩實為是解，微昆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昆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餘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于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于公孫弘請試士于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

　　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托，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為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沈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讚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為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為大官，而首于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複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于子夏之倫者，亦為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肻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為讚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讚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踈且拙也。

　　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為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蔕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系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

　　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諌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于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于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系焉，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跡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邑，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于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征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肻出此乎？案其實特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耳。蕭何之烈，僅以閎夭、散宜生擬，而乃以周、召、太公望叛逆之人哉！〔自記〕）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輪平准，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為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于《平准》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群下。

　　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訑語耳。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于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為歸於富厚之徑途，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于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奸富為羞，況人物所托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途民之耳目耶？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謡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于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于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准相表裡，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

　　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命也夫！」餘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

　　所記群祀，惟太畤、後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畤、後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返，見父于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雲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已所稱曰「餘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係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

　　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于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複自稱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踈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籍黯言以明已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製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于鐘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並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裡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跡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裡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眾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征於後也。其奸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譸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于簒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蹟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于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已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蹟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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