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230)_陳寅恪

二三〇

　　檢《千山詩集》函可自作生日之詩不少，如卷六《生日四首》，其一雲「且自歡茲會，明冬不可知」，卷九《生日》雲「當年墜地即嚴冬」及卷十七《臘八》（七絕）前第二題《丁酉生日二首》之二雲「每因生日知年近，又得浮生一歲添」，可知其生日乃在十二月初，亦與《洪承疇傳》謂函可於十月被牒送者相合，而與暮春告別之詩不合。但《系中生日》詩前有《次餘澹心韻二首》，其一云：「摩騰翻譯渾多故，身外累累貝葉函」。【寅恪案：此兩句與《洪承疇傳》謂函可「來金陵印刷《藏經》」「及城門盤驗，經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鋮書稿」之記載相符。】其二云：「雁去休教虛隻字【寅恪案：《全唐詩·第一函·宋之問·二·題大庾嶺北驛》云：「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故剩人此句，即取其意】，猿歸應已共層崖。」

　　又有《次林茂之韻二首》，其一雲「籬邊猶憶隔年花」【寅恪案：此句用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四「采菊東籬下」，並杜子美《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之典故。蓋取不仕劉宋，隱居遁世之高人及避羯胡亂，且未還家之詞客，以比茂之。又剩人丙戌春暮返廣東後，是歲再來南京，其時間或即在季秋，故與杜詩「兩開」之語適合。所以有此推測者，因《千山詩集·九》有在南京所賦《丙戌歲除》之詩，則丙戌冬季以前，函可已由粵重來江寧矣】，其二雲「莫言我去知心少，但過牆東有好朋」等句【寅恪案：《後漢書·列傳·七三·逸民傳·逢萌傳》雲「避世牆東王君公」。剩人此句，殆指盛集陶。見下論牧齋《次韻答皖城盛集陶見贈二首》】，皆是秋季惜別之語。【寅恪又檢《石臼後集·一》丁亥所作《再送祖心歸嶺南》（五古），有「十月又逢梅」句，亦可參證。】

　　然則，此二題四詩乃函可于丁亥返粵告別之作也。頗疑函可實曾于順治三年丙戌春暮由南京返廣東，同年又重游南京。其臨終所言「丙戌本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靈穀」即指此次而言。所謂「友」，恐是指亨九。靈谷寺在明太祖孝陵近旁，其欲居此寺，亦寓惓懷故國之思。亨九奏摺諱言剩人回粵後，又重來金陵之事，必有隱衷。豈函可於丙戌一年之中去而複返，實暗中為當時粵桂反清運動奔走遊說耶？《清史列傳·七八·貳臣傳·甲·洪承疇傳》云：

　　【順治】四年四月，駐防江甯巴山張大猷奏，柘林遊擊陳際可擒賊謝堯文，獲明魯王封承疇國公及其總兵王【黃】斌卿致承疇與巡撫土國寶書，有伏為內應，殺巴張二將，則江南不足定語。上獎巴山等嚴察亂萌，而諭慰承疇、國寶曰：「朕益知賊計真同兒戲。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間以圖陰陷。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

　　可知當時反清複明之勢力皆欲爭取亨九。巴山等拷問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與此運動有關。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讞，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處。所以諭慰洪氏，輕罪函可者，蓋仍須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漢人士大夫如瞿稼軒輩。瞿、洪皆中式萬曆丙辰進士，為同年生，而函可乃適當之連絡人也。然則當日承疇處境之艱危，清廷手腕之巧妙，於此亦可窺見一斑矣。牧齋所以得免於死，其原因固多，恐亦與引誘稼軒一點有關歟？前引《可和尚兩塔銘》，皆述函可系獄及械送北京途中，得蒙神力護持之事。所言殊詭異，蓋暗示亨九輩陰為保全，故賴以脫死。

　　觀《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函可傳》陳伯陶案語引《張鐵橋年譜》，記後來洪承疇囑嶺東施起元照拂韓日纘諸子事【寅恪案：同治修《福建通志·二二六·福清縣·施起元傳》略云：「施起元，字君貞，一字虹澗。順治己醜進士。從平藩南征入粵。七年授廣東右參議，分守嶺東道。八年攝學政，按試惠屬，所拔悉當。旋以憂去。」可與陳氏所引參證】，足知亨九於剩人關係之密切也。

　　又函昰謂可師「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複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夫乙酉春間，南都雖尚未傾覆，然長江當已戒嚴。函可之附官人舟至金陵，自不足怪。但函昰所以特著此語者，或因南都當局馬士英、阮大鋮皆中式萬曆丙辰會試，可師乃其通家世好，此行乃與馬、阮有關耶？觀其經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鋮書稿一事，亦可為旁證也。或謂《千山詩集·一二·寄陳公路若》有《引》，略云：

　　丙寅秋，予侍先子南都署中，木樨盛開，月峰伯率一時詞人賦詩其下。予雖學語未成，竊喜得一一遍誦。及剃髮來南，與茂之相見，已不勝今昔之歎。今投荒又八年矣，赤公至，述長安護法，首舉陳公，為吾鄉人，即木樨花下賦詩人也。

　　檢《國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禮部尚書」欄載：

　　【天啟六年】丙寅蕭山來宗道□□甲辰進士。二月任。【天啟七年】丁卯博羅韓日纘□□丁未進士。三月任。

　　是丙寅歲任南京禮部尚書者，為來宗道，而非韓日纘。函可既誤記「丁卯」為「丙寅」，則其臨終時神志瞀亂，亦可誤記「乙酉」為「丙戌」也。鄙意此說固可通，但檢光緒修《惠州府志·三二·人物門·韓日纘傳》略云：

　　韓日纘，字緒仲，號若海，博羅人。【天啟四年】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兩朝實錄》副總裁。次年【五年乙丑】升南京禮部尚書，疏辭弗克。崇禎【五年】壬申改禮部尚書。

　　此傳既述緒仲一生事蹟頗詳，方志之文，疑源出函可所作《家傳》。【寅恪案：此點可參顧夢遊《千山詩集序》引祖心《寄夢遊書》中「近家書從福州來，流涕被面，先子傳十年不報，今以真【乘】兄坐索，家間事或得附見。此願既酬，胸中更無別事矣」等語。《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函昰傳》謂其父母、妻妹、子媳俱為僧尼，曆主福州長慶等寺。觀祖心福州《家書》之語，豈韓氏尚有遺族依函昰寄居福州耶？俟考。】今據志文，則丙寅之秋，函可實可侍其父于南京禮部尚書署中。故詩《引》所言，並非誤記。由是推之，其臨終所言「丙戌出嶺」之「丙戌」，亦非「乙酉」之誤記也。惟「談書」與「方志」何以不同，尚難確言。姑記于此，以俟更考。至南都禮部署中植有木樨，則前引牧齋《贈黃皆令序》及吳應箕《留都見聞錄》俱未之及。茲論黃毓祺案，遂附錄剩人《詩引》，亦可供談助也。

　　吾國舊日社會關係，大抵為家族姻戚、鄉里師弟及科舉之座主門生同年等。牧齋卒能脫免于黃案之牽累，自不能離此數端，而於科舉一端，即或表面無涉，實則間接亦有關也。茲請參互推論之，雖未必切中肯要，然亦不至甚相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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