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206)_陳寅恪

二〇六

　　同書同卷《孝靖王太后傳》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為慈甯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侍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萬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為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進封。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徽號，始進封皇貴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請旨得往省，宮門猶閉，抉鑰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書一百二十《諸王傳·潞簡王翊鏐傳》略云：

　　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隆慶二年生，生四歲而封。萬曆十七年之藩衛輝。初，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翊鏐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為故事。景王【載圳】就藩時，賜予概裁省，楚地曠，多閒田。詔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萬頃，部臣無以難。至福王常洵之國，版籍更定，民力益絀，尺寸皆奪之民間，海內騷然。論者推原事始，頗以翊鏐為口實雲。翊鏐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後賊躪中州，常淓流寓於杭，順治二年六月降於我大清。

　　同書同卷《福恭王常洵傳》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無子，王妃生長子，是為光宗。常洵次之，母鄭貴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厭苦之。【萬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禎】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襲封。明年三月，京師失守，由崧與潞王常淓，俱避賊至淮安。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稱監國。壬寅自立于南京，偽號弘光。由崧性暗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鋮。二人日以鬻官爵、報私憾為事。未幾有王之明者，詐稱莊烈帝太子，下之獄。又有婦童氏，自稱由崧妃，亦下獄。於是中外譁然。明年三月，甯南侯左良玉舉兵武昌，以救太子，誅士英為名，順流東下。阮大鋮、黃得功等帥師禦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醜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蓋趨得功軍也。癸巳，由崧至蕪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執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歸京師。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宮人。李太后亦是宮人出身。光宗生母與福王常洵生母，雖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遠勝於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為太子，純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壓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頗長，故光宗遂能維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鏐亦李太后所生，與光宗血親最近。由是言之，東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親祖母即李太后。此東林所以必需擁戴之以與福王由崧相抵抗。斯歷史背景，恩怨系統，必致之情事也。

　　至若常淓之為人，或優於由崧。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賢不肖，外人甚難察知。就昔時繼承權論，自當以親疏為標準。由崧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神宗。常淓之血統與熹宗思宗共出於穆宗。故兩者相較，常淓之皇帝繼承權，較由崧疏遠一級。據是言之，馬、阮之擁立由崧，實為合法。東林諸賢往往有認王之明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繼承權不及由崧之合法歟？至認童氏為真福王繼妃者，蓋欲借此轉證弘光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參舊題婁東梅村野史《鹿樵紀聞·上》「兩太子」條及「兩疑案」條所載：「野史氏曰：余聞大悲初稱崇禎帝，又稱齊王，繼複稱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育民間，長而為僧。其言詭誕不足信，然知其決非妖僧也。童氏之為繼妃，為司寢，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決非周王婦，與福王全無瓜葛也。余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皆以福王為李伴讀，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當時譏刺詩有：『隆准幾曾生大耳，可哀猶自唱無愁。白門半載迷朱李，青史千年紀馬牛。』說者又謂東林複社之事，深憾馬、阮，故造此謗，似矣。然觀童氏之哭求一見而不可得，後之人猶不能無疑焉。」】

　　昔年嘗見王船山之書，痛詆曹子建，以為陳思王之詩文皆其門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發此怪論。後來細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賢者，其著述亦甚豐富，倘詳悉檢察稽考，其中當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門客書傭代為者。薑齋指桑駡槐，殆由於此耶？然則常淓果優於由崧與否，猶待證實。東林愛憎之口，未必盡可信據。

　　《有學集·八·長幹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
　　豈有庭花歌後閣，也無杯酒勸長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風蜮鬼靈。【寅恪案：「蜮」錢曾《注》本作「羯」，是。】
　　奸佞不隨京洛盡，尚流餘毒螫丹青。

　　牧齋此詩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辭，但亦應取與東林黨人之記載，以由崧為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參互比較，求一平允之論也。《花笑廎雜筆·一》「黃梨洲先生批錢詩殘本」條，《一年》詩批云：

　　金陵一年，久將滅沒，存此作詩史可也。

　　然則，梨洲以牧齋此律為詩史，則其意亦不盡以弘光為非，可以窺見矣。又關於阮大鋮、王鐸二人，就鄙見所及，略述數語。圓海人品，史有定評，不待多論。往歲讀《詠懷堂集》，頗喜之，以為可與嚴惟中之《鈐山》，王修微之《樾館》兩集，同是有明一代詩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諸劇本中，《燕子箋》《春燈謎》二曲尤推佳作。

　　【寅恪案：張岱《石匱書後集·四八·阮大鋮傳》引羅萬象奏言「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亦足證當日阮氏兩劇本盛行，故萬象據以為言。又夏燮《明通鑒·附編·一·附記·一·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條云：「阮大鋮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歲將暮，兵報迭至。王一日在宮，愀然不樂。中官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雲。」亦可旁證圓海之戲劇，覺斯之書法俱為當時之絕藝也。】

　　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憫。此固文人文過飾非之伎倆，但東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絕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亂」為言，遂釀成仇怨報復之舉動，國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啟亂政，應以朱由校、魏忠賢為魁首，集之不過趨勢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別主附，輕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當從末減。黃梨洲乃明清之際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傳統之教訓，不敢作怨懟司馬氏之王偉元，而斤斤計較，集矢於圓海，斯殆時代限人之一例歟？

　　【寅恪檢《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續倖存錄·南都雜誌》中「阮圓海之意」條云：「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璫，原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為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為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存古之論，頗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應刪去，蓋寫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語而衍也。】

　　後來永曆延平傾覆亡逝，太沖撰《明夷待訪錄》，自命為殷箕子，雖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聖祖比周武王，豈不愧對「關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覺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藝術家。牧齋為王氏作墓誌銘盛稱其書法，而有關政治諸事多從省略，不僅為之諱，亦以王氏之所長實在于此故也。【見《有學集·三十·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當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終日之時，錢、王二人同時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國治軍以振危亡之局，誠可歎可笑也。《清史稿·四·世祖本紀》云：

　　【順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鐸師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學士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錢二人，俱是當時藝術文學大家。太平之世，固為潤色鴻業之高才，但危亡之時，則舍迎降敵師外，恐別無見長之處。崇禎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謂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則得其所矣。茲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負盛名，覺斯果位躋宰輔，牧齋終未列揆席，蓋亦有特殊理由。《國榷·一百零一》「崇禎十七年五月」條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姜曰廣，前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王鐸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同推前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少詹事黃道周、右庶子徐汧，而監國故與鐸有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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