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佈雷回憶錄四十九歲

四十九歲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四十九歲

　　軍委會內部改組，原有秘書廳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銷，改段軍令、軍歐、軍訓、政治四部。軍法執行總監、撫恤委員會、後方勤務部及辦公廳均仍舊，余所任之副秘書長，亦隨之解除。在副秘書長任內，未嘗有所建白，蓋侍從室事務已極繁，且秘書廳之職務，上有秘書長主持，下有機要文書各組負責，故余僅有時列席會議及代擬一部分公文而已。

　　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戰時黨政軍各部門之最高決定機關，其原有中央政治會議職權內事項，則照舊行使而保持與中央常會間之關係，設秘書廳下置一、二、三處，並置參事及設計委員若干人，第一處為總務文書〔另有機要室置主任一人〕，第二處為行政之審核調查設計，第三處即中央政治會議之秘書處所併入〔所屬各專門委具會仍舊〕，蔣公自為委員長，命張岳軍先生任秘書長，仍以余為副秘書長。〔此節當移置民國二十八年。〕

　　侍從室第四組組長易人，汪日章調行政院秘書，以陳芷町〔方〕為組長。侍從室第四組，餘早有提請易人之意，蓋最初設置〔舊為第二組〕之時，僅為官邸須有人司收發及來文分配之責，故如毛如汪，均非諳習公牘熟習政務之人，近年以來，蔣公身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以後，黨政各方請示裁決之件尤多，若無適當人選，明悉系統，擅長處理，且能文詞，則餘必事事親理，既不勝其煩又必至誤事也。去夏廬山談話，芷町願來相從共事，抗戰起後，即調來京，乃為張秘書長調入軍委會秘書廳任機要組長，今軍委會已改組，芷町可來侍從室，余遂為請于蔣公，以彼擔任四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於負責，而其信仰統帥，感激圖報，則在行營時已有甚深之關係，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從楊暢卿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別作用者，餘則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戰事範圍日廣，各種專門問題，固待搜集材料，分類研究，貢獻統帥，而各方條陳或請示裁決之件，有時亦非先經簽擬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戰前數年，熊天翼諸人即力勸蔣公宜在左右有類似智囊團之組織，當時餘力主慎重，以智囊團之延攬，亦必須有人主持推薦，若以見聞不廣審擇不周之人任之，則南昌行營之設計委員會，即失敗之前車也。中國專家有限，有學問而又能以公心奉職，不植黨羽，不存個人誇耀觀念者更不多，智囊團雲，談何容易，故餘祇主張宜延攬有專門學問更通曉政理者若干人，以備諮詢，或奉交研究審核專門問題以為獻替，智囊團之名稱，餘始終以為不宜適用于中國，蓋何從得此人選耶。〕加之各有志之士，願自效者甚多，蔣公既不居行政院之任，亦宜有一直屬之機關以資延攬，爰請于蔣公，在軍委會內設置參事室，蔣公許之，命餘草擬組織以呈。錢主任以告何參謀總長，參謀總長不明余意，以為又多一駢枝機關，餘為解釋其作用，卒獲批定，派朱騮先君為參事室主任。

　　蔣公命撰擬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餘以精神總動員為敵國所倡之名詞，吾國似無須沿襲用之。蔣公謂不然，總理教導國人革命救國，即以軍人精神教育為最要典範，所謂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居其一也，敵人雖用此名詞，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精神制勝之重要，發揮我固有道德與民族精神，以奠立千秋萬世之精神國防，即在目前亦應以倡導創造物質，愛惜物質，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質困難為先務，故此一運動必須提倡，可與邵力子先生共商之。

　　力子方任宣傳部事，乃告力子，請先擬辦法及說明文字，而告國民書則俟後撰擬。越一月，力子以初稿來，雲為王冠青同志所起草，即為呈閱，蔣公命再與張季鸞君研究之。季鸞陳述意見頗多，餘等堅請彼別擬一稿，張君允焉。嗣將二稿並呈，遲遲未決定，至初夏，又命餘併合兩稿之要點，別為一文，又另撰告國民書，即民國二十八年所發表者之底稿也。

　　是時一般輿論，漸次認識長期抗戰與全面持久抗戰之意義，報章雜誌之要求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而蔣公深思遠慮，其所著眼者又不僅戰爭有形之消長，而為戰後復興與改造民族之大計焉。

　　三月舉行臨時代表大會于武昌，〔先時議決開會地點後，林主席等尚懷疑，以為應在國府所在地開會，蓋誤以為汪所主張也，及知為蔣公意，乃欣然贊同。〕在珞珈山武漢大學開會，會期先後十日，蔣公有極痛切之開幕詞，會議中會場一致議決修改黨章案，推蔣公為總裁，而汪副之。蓋蔣公意存謙讓，以汪為革命舊人，望其兼負領導革命之責，然汪於接受推舉之即席演說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態見於詞色，餘等皆察覺之，頗引以為憂。代表大會又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一致信守之準則。

　　抗戰建國綱領者，蓋為申明戰時政策，集中全國意志，俾黨內外一致奉行，說者謂其效力與訓政時期之約法相等。此稿初時似為陳豹隱或譚平山等所擬，經余及嶽軍、希聖、公博、雪艇等研究後而提出者。臨時代表大會舉行以後，接開四中全會，更定黨部組織，添設海外部及社會部，以立夫為社會部長〔立夫等原擬設置職業文化、青年、婦女各部，党中同志多不贊成，認為太繁複，故最後決定先設一社會部雲〕，又決議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

　　臨時代表大會之前後，尚有一事宜補記者，即蔣公對於黨派問題之態度：蔣公以為中國問題，不僅在對外，而尤在對內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國，中國之困難，亦不在戰時而在戰後如何奠立民族久遠之生存，若當此抗戰而猶不能造成一個信仰，一個政黨，一個意志，則暴日驅除以後，內部思想鬥爭之排拒，仍伏爭奪相殺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國，又安保無第二次國際侵略之禍患。蔣公之理想，以為與其用政權力量抑制其他黨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黨派於一個信仰──三民主義與一個組織之下，共為國家民族前途而努力。

　　簡言之，即化多黨為一黨，而後公政權於誓行革命主義之民眾。顧猶慮其他黨派〔如中國青年國家社會黨及中國共產黨〕以合併為嫌，不能使其黨徒諒解，因之主張苟各黨能贊成合併，則中國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以泯吞併或降服之嫌猜。此種意見，于會前曾向各黨派負責人坦白說明之，中國青年黨表示可接受，國家社會黨允可考慮，獨中共負責人秦邦甯、王明等堅決拒絕，謂合作可，合併則不可，此議遂寢。然臨時代表宣言一再申明勤求全國有志之士共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並引總理由興中、同盟會以來每改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愛國革命分子以為例，蓋即此等意志之吐露也。臨時代表大會宣言為汪之手筆，餘等均參加討論，僅修改字句，未更動其內容，蔣公謂此文語意輕重未盡當，而主旨大體不謬，獨戴君季陶頗加加訾訶，謂此文實毫不足取，與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同其蕪雜而散漫，此實亦有所偏蔽也。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為集中意志力量，決定將國防參議會結束，另設國民參政會，以為抗戰期中集合民意之機關。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籌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餘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群曾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餘改撰，餘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餘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熱，且常有空襲，余有時至郊外珞珈山暫憩，晨往而下午歸。

　　某日敵機襲武昌，餘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餘丈外落一彈，附近蛇山落彈甚多，等在防空室內受震動甚劇，鍵開燈滅，事後檢視住所，屋瓦頗多震毀者，或謂敵人誤以此地為統帥所曾居住者，故如此瘋狂。朋輩聞訊均來慰問，蔣公亦囑餘慎之為宜，然公務在身，義不可避，亦只聽之而已。

　　六月居書記亦傑以虧款誤職，餘迫令辭而為之墊歸款項，電招翁祖望弟來侍從室服務，補居之缺額。不一月，七弟亦由浙來，為介紹入參事室任幹事。時騮先因有他職務，參事室主任改由王雪艇君擔任之。

　　七月初為蔣公撰擬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另有告友邦書及張子纓君初稿，告敵國民眾書為郭沫若君所起草〕，蔣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將武漢保衛戰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喚起軍民注意，蓋馬當失陷後，敵氛漸向西侵雲。張季鸞君評余此文為「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徵也。」

　　七月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以汪為議長，張伯苓先生為副議長。

　　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宣告成立，設臨時幹事會及監察會，餘被指定為臨時幹事兼常務幹事，朱騮先君代陳辭修為書記長。

　　八月十二日草擬八一三告淪陷民眾書成，呈蔣公核改，蔣公批改指示甚詳，已發緊急警報，予仍在室中佇立約十分鐘，又適有德人某君來辭行，蔣公已至樓下，再返室易服以見之，晤談又約十分鐘，始下防空室，是日敵機炸省府，東西南三面投彈處均甚近，顧半數未爆炸，余與希曾、唯果、國華諸人均在室內，聞炸聲亦不大而空氣震盪甚劇，事後出外檢視，則省府鄰近被毀之屋宇甚多，敵人之瘋狂，可見一斑，然同人均無恙，僅衛士二人受傷而已。

　　錢慕尹君于夏間調任航委會主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改委林蔚文先生兼任，以鄒競為副主任，希曾任第一組組長。

　　六月李唯果君調任侍從秘書，凡有會議及接見賓客，均命列席。唯果學識通敏，不矜炫，不懈怠，一心以服務領袖為職志，對同事又極和洽，相處愈久，愈覺其可敬愛，蓋第二處中才能品德並佳兼勝，惟此一人為最難得也。

　　八月下旬，遷寓漢口兩儀街辦公，此為農民銀行葉琢堂先生所賃之宅，餘分其一室以居，樓上則農行漢行長王伯天君居之。伯天義烏人，伉爽有豪氣，能當危難而不變，商市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時蔣公移節漢口中央銀行，時從室職員均遷漢辦公。

　　自七月以後，中央黨政機關多遷重慶，漢上漸感寂寥，蔣公謂外交、宣傳兩部要員宜駐統帥所在地，乃電召徐次長叔謨、佛海來漢，至十月中旬，亦先後回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承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稿件，約學素來為餘助抄寫之役，學素鎮定不驚，亦自有可嘉者。其時侍從室已奉命令於二十三、四以前遷往湘省，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蕭秘書等於二十一日夜間起行，希曾組長堅主余亦於第一批離鄂，但因工作未竟，再留一日，遣車先行，決乘船動身，以此意語林蔚文主任，蔚文略沉吟，旋答曰：小船亦佳。〔事後告余，謂車行較舟行為妥，當時即擬勸阻，而方草作戰命令，未畢其詞也。〕

　　十月廿二日下午五時謁別蔣公，蔣公謂汝尚未動身乎？余答即晚五時後開船。時何雪竹總監亦來謁別，侍坐十餘分鐘而出，殊依依不捨，返寓進餐畢，即與芷町、學素、祖望、唯果、達程諸人下順江渡輪，於暮靄掩映中離漢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時，舟過新堤西十五里許之王家鎮，晴空無雲，余方在舟中臥室外小廳與芷町、祖望閒談，突聞有敵機三架掠餘舟而過，亦不以為意，不數分鐘，此西行之機又掉首東指，始覺其有所企圖，即聞軋軋之聲，則已側降，對我舟以機槍掃射矣。余等即臥倒于所居之室，旋槍聲略止，餘與芷町同入臥室僵臥於地，並引被覆身，而第二次之掃射又作，時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戰時期，前後方犧牲者多矣，餘生平雖無大貢獻于國，然立身行己，差無愧作，余父四十九歲棄餘等而逝，餘即不幸被難，而長見亦二十五歲矣。

　　至此心愈寧靜，然芷町忽呼餘曰「吾老母將奈何？」聞此語為之淒然，未幾學素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傷矣！」即移出位置令其臥于餘側，出毛巾囑陳清為紮其傷口，機槍稍停又作，上士楊某急奔入扶餘直趨底艙，知衛士六人受傷，而船上之大副及船員二人亦均受重傷矣。在底艙聞槍聲不甚清晰，約又掃射二次始向西飛去。

　　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已有因傷而斃者，鄒副主任效公乃命舟人停泊於江岸，船中諸人均登岸入鄉村小憩，顧不辨道路，余等一行隨效公前進，乃陷足泥塗中，始尚可行，稍久力乏，愈思舉步，而陷泥愈深，勤務吳均背負余以達隔河之村間，檢視傷者，飲以茶水，並共出所攜白藥為分敷之，同行五組錢司書瑞麟招集當地人民，扶救傷人，指揮運送，頗見幹練。及天色薄暮，仍下船，駛回新堤，將衛士之死者囑公安局暫為掩埋標誌，傷者亦分別送院治療。以引港及船員已受傷，別雇二人，並以前路或有危險，擬改道至沙市，然後循公路赴湘，以過洞庭湖時恐再遇敵機，故寧迂道以赴。

　　自是舟行較緩，至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始抵沙市，登岸往訪警備司令部友人及公安局長，知何雪竹、徐次宸兩先生亦在沙市，住交通銀行，相見道別後狀況，雪竹謂早知如此，餘必約君車與余等同行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動身，自茲經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顎入湘，過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經寧鄉、湘鄉、湘潭，以達南嶽市，到時已黃昏後矣。詢知蔣公已於前日到此，正往長沙處理大火善後雲。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嶽山中寫經台暫住，所居為李覺師長之宅，極堅固軒爽，囑芷町攜四組職員三人住樓下，余與祖望居樓上，發快函達重慶告平安抵湘。自是居南嶽凡兩星期，蔣公曾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長沙，約英大使卡爾會晤〔余未隨行〕，旋侍室會報決定分批赴桂林，乃於中旬某日偕芷町、唯果、祖望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六時許動身，次晨九時入桂林市，寓樂群社。入桂境後地方瘠苦情狀，迥異湘省，然山勢之奇兀，與畫本無異，乃第一次得見者也。

　　住桂林約三星期，初時甚閑，無甚多事務，各處來電擇最重要者電達林主任，余均暫置之。與桂省黨政當局相往還，覺其特點為樸儉勤勞，而規模不宏，蓋地理環境限之。此間熟人不多，鄞縣莊仲文〔智煥〕方任桂林市籌備處長，招待甚殷，陪同遊覽七星岩、月牙山等處，惜未往陽朔也。

　　月終，蔣公自衡飛桂，餘乃移入藩署八桂閣內辦公，距蔣公官邸才隔一門，蔣公時時過庭中遊覽，摩撫庭間桂樹，測共徑度，告餘曰：此民國十一年隨總理到桂之舊遊地也。

　　蔣公決設置桂林行營，以林蔚文主任為參謀長，輔佐白健生處理粵、桂軍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則命賀貴嚴〔辦公廳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日，蔣公稍暇即召往談話，所談均第二期抗戰中精神致勝之要點，對敵相近衛所唱之東亞同體與連環互助關係，痛斥之尤力，謂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運命于永久，較諸軍事佔領為尤烈，萬不可中其奸計，宜愈戰愈奮，與之作精神鬥爭。凡口授四五次，命記於別冊準備撰一長文。〔此種言論惜不及令汪精衛、周佛海于當時得聞之，否則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漢奸。〕

　　蔣公又命電告汪、朱〔騮先〕準備一月中召開五中全會，並指示應擬提案之要目，皆黨政建設之急務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機飛重慶，本與蔣公坐機同時起飛，然氣候惡劣，蔣公之機竟未行，餘機先開，冒惡劣之天氣前進，幾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詢明途徑後續飛，旁晚始抵渝。則允默已先一日自北碚來迎矣。到渝知佛海已於五日赴昆明，餘即暫寓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時往訪汪先生，再三詢餘戰局意見，事後覺其容止不甚自然，然當時不甚覺察也。

　　蔣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黃山約孔、汪、王〔外長〕、葉、張等談今後抗戰要計，孔等屢以國際形勢為言，蔣公止之曰：「勿問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之準備。」汪亦未有他語，僅謂「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事，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而已。其後蔣公有小病，汪於十六日單獨請見，蔣公猶扶病與之詳談二三十分鐘，始終未提和戰之意見，不謂未及一周，即潛行入滇而離國也。

　　蔣公病癒後即赴西北視察，余未隨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歸渝，兒女久不見，重敘極歡。

　　二十六日為蔣公撰擬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詞，此文以一日之時間草成，張季鸞君謂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經蔣公再四審閱，於二十八日發表，次日汪精衛即在河內發表其響應近衛聲明之豔電矣。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