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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歲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隱路。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週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訐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餘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最足令餘煩憊不安者也。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故任錢大鈞〔慕尹〕,並兼侍衛長名義。晏甸樵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份爭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張岳軍先生為部長,即秉此意志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在內政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週在官邸召集黨務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會,及特種黨務人員會報各一次,勞心焦思,唯日不給。又召集行政會議,開辦縣政訓練班,而於民眾組訓方面,亦於中央軍校內擴大設置特別班以造成幹部。故此半年以內,實為開始建國準備最積極之時期。乃粵桂軍人,竟以請求中央對日作戰之名義,出兵於湘境,時局又起一軒然之大波浪。而西北剿匪,益見困難,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軍事行動既發生後,蔣公即在中央紀念周發表極懇摯嚴正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應於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將入湘之師撒回粵境;一面即宣佈召集全會之日期,粵方仿未遵從,中央乃遣隊伍駐屯於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異謀使不得逞。其時中央各軍事首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切勸慎重,而蔣公亦對陳濟棠懇切誥諭,電文往復不下十數,餘此時筆劄之役,亦較繁於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餘隨艦西行,既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憲草改正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諸氏。到上海與季陶、亮疇、楚傖等共商於亮疇之寓所,併合為意見七條,仍攜歸中央就憲草審議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舉行于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德鄰等為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內政令始歸統一。余漢謀被任粵省綏靖主任,陳濟棠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辭職之前,派陳漢光師長來謁蔣公,蔣公是日準備西行,於一小時內草一長約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奕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續辦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內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餘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攜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是年吟苢兄應俞樵峰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挈眷與餘家同寓於南京熙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兼為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慶祥為第一組組長,故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批准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侍從秘書名義而專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餘同意,實不諳手續與系統然餘,為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寄余而交汪組長與張彝鼎二人同擬,既擬就呈閱,蔣公見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筆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夠中學生程度,何得率為轉呈。」錢以代餘受過,意甚不懌,餘上山始知之,然汪組長毫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嘅而已。

  粵事漸定,空軍黃光銳等全部來歸於中央,蔣公頒詞訓勉,優待有加,唯桂局不定,李、白二人遲遲不就綏靖署職務,中央乃改派李為軍委會常委,調白為浙省主席,而命黃季寬為廣西綏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於新命甫頒之日,忽來電表示就綏署職務,意在明拒中央所派之黃季寬到任也。蔣公為此事有儉、東、冬三電致李、白懇切勸導,李、白卒不從,且備戰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蔣公又以粵中軍政諸待處理,乃於六月某日以飛機馳在廣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飛粵,蓋慕尹已于兩周前與辭修先赴廣州也。

  到廣州後,借寓於曾養甫同志家,備蒙優待,約住一星期後,移寓李潔芝局長之公舍。旋因蔣公移節黃埔海關舊址,余及侍從室同人亦隨往,住入昔年之校長官舍,慕尹與端納居於樓上,餘與第二處職員居樓下之東邊二室,蔣公每於晚飯後散步,常過餘等之辦公室巡視,徊徘念舊,知其今昔之感深矣。一日,聞總理之盧太夫人在廣州,命余過江謁之,餘遵命往訪,惜已於上半天回澳門,僅見總理之婿戴恩賽君而已。

  廣西事久懸不決,蔣公以絕大之寬容與忍耐處之,辭修次長多方贊畫,蔚文廳長亦居中籌策,在軍事上祇作戒備,決不進襲,亦勿使中央軍與桂軍,相距太近,而居覺生、朱益之、程頌雲三先生更不憚辛勞,飛桂勸導,桂省軍民,盛感中央德惠,空軍一部率先歸順,最後彼方派劉為章〔斐〕等數人來粵,對軍事政治及財政等有所請求,蔣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軍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觀察者,均謂必出於一戰無疑,最後卒以兵不血刃而獲得圓滿解決,李總司令德鄰親謁蔣公于廣州,歸還軍權,完成統一。蔣公聞其到粵,不待來謁,先往訪晤,謂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與李同攝一影,消息傳播,薄海歡躍。然敵國日本,對我畏忌愈深,而挑釁之陰謀亦日烈矣。

  余居粵省先後一月餘,是時日方浪人到處製造事變,上海、漢口成都、北海,先後發生日僑被襲害之事件,日方恃強要索,其勢洶洶,而成都事件,且藉口必欲達到設置領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複劍拔弩張,地方當局送達行轅之報告,類多模胡影響或掩飾其一部,往往覽電躇躊,推敲許久,仍不得其端緒,然一經呈閱,蔣公必為批款導竅,予以詳確之指示,承辦之際,毫無困難,雖複辛勞,至為愉快也。在粵與教育界及黨部之人士接觸較多,省政方面,則與黃慕松主席所討論者以財政與建設問題為多,蔣公並調俞寰澄先生偕王傳麟科長來粵審核省府之預算,至十月中由行營批定之。

  當各地「排日」事件踵時起,我外部與日使仍不斷進行改善國交之談判,彼方堅持其所提之原則而拒不討論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難橫生,非可言喻。王雪艇、張公權兩部長,曾專程來粵謁見蔣公,高司長宗武亦親自飛粵承商,最後形勢已瀕決裂,蔣公為備萬一計,決始終不屈與之周旋,乃提先離粵赴贛,王、張兩部長亦以為蔣公宜先至南昌,再定進止,萬一破裂,居贛策畫軍事亦較易也。

  中秋前兩日到南昌,余等初意以為必駐贛垣,不料蔣公即赴星子,是夜上牯嶺,餘等遂亦隨行,錢君謂適有便機赴京將接其夫人來山,餘以戰事或竟不免!遂電屬允默同乘飛機來廬山一敘。既知日方輿論,尚未極端惡化,乃決定用宣傳方略,時何敬之部長適奉召來牯,遂電召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君偕同來山,餘與之共同撰擬中日關係緊張中京滬報界之共同信念與期望,力言東亞緊張大局之不可破裂,滄波攜回發表,日方反響尚佳,事態亦漸趨緩和。住山中一星期後,乘江輸返南京。

  舊曆八月卅日為先母七十冥誕,四弟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賢寺設奠追薦,餘與允默挈諸兒先二日到杭,思圻哥及六弟、弟婦均自滬來,同寓新新旅館,是日家族親戚到者四五十人,攝影以留紀念,家人團聚,亦近年難得之盛會也。

  余到杭之翌日,蔣公為檢閱航校並改進空軍事,亦到杭小住,韓向方、楊虎城、于學忠諸將領及宋子文部長等均來杭,中外對此甚為注目,而日人尤極意宣傳,以為有重大意義雲。本年十月為蔣公五十壽辰,事先各方發起購機祝壽,蔣公卻之不可得,旋聞京中將有盛大之祝慶會,乃決意離京作華山之遊。事先謂余,遠行太辛苦,可不必同行,惟口授擬報國與思親一文,備於生日前發表,此文餘攜往滬上於福麼裡寓中撰成之,寄往華山,經蔣公命力子、楚傖酌加一段而後發表。

  十月下半月在南京休息,卅日與朱騮先君同機飛洛陽,是日為蔣公生辰,閻百川、張漢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來祝嘏,濟陽、西宮開慶祝大會,演戱放炮,盛極一時,各方祝壽之電,除國際友人由外部擬覆外,均自洛陽辦覆之。

  居洛陽約一月,適值百靈廟大捷與日德防共協定發表,蔣公均有談話發表,南京諸人來請示者有張岳軍、陳立夫、張淮南、方希孔諸人,而何淬廉〔政務處長〕則奉命留洛,每日為蔣公講英、法、美經濟金融制度,旋錢乙藜君偕李贊侯來洛陽入謁。蔣公在此時期,對外交非常注意,而對共黨問題與剿匪軍事,更多深思籌劃,余曾奉命撰肅清漢奸與滅撲殘匪一文,蓋針對中共中央之書告而發也。所謂人民陣線沈、鄒、章、李等七人之被檢舉案亦發生於此時,各方為之營救,來電頗多不明立場者,蔣公均命以嚴正剴切之詞覆之。

  是時蔣公擬發表一外交論文,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蓋欲闡明中國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場,以破陣線論者迷惑,此文在洛與張彝鼎秘書共同準備,未及完成而餘忽患腹疾甚劇,延醫診視,迄未見痊。蔣公對入陝督剿殘匪,謂余「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且朱騮先同志已調任浙省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事亦宜有一安排,茲給病假二十日,可先回京,如有必要,當電招西來,否則即在京相候可也。余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偕魏伯楨、張彝鼎、洪陸東諸君乘隴海車轉津浦路回京。

  到京後腹疾已痊,但精神殊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養息。十二月十日以後方擬擇日西上,乃十二月十二日即發生西安事變。是日下午一時余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無西安之消息?餘怪而問之,則謂西安至京電報已不通矣。外出探聽,始知風傳甚多,最後至何部長家,乃知其詳,時中央各委員均集何宅,旋即決定召集中央臨時常會,由於先生主席,宣讀張學良之荒謬來電後,人人憤慨,決議出兵討逆,任命何部長為討逆軍總司令,至夜深三時散會,接開中政會,照案通過。

  此後十數日間,餘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憤,直不可以言語形容。蓋中政會應為最高權力發動機關,朱代秘書長已赴浙任事,會議各事不得不以副秘書長處理之。然中政會正副主席均不在京,開會與否須取決於四位院長,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適從。其時戴院長則憤激失常,居、于二院長不甚問事,而孫院長之意見每與戴院長出入,余所能相與商榷者,楚公而外,祇有果、立、養甫諸人而已。且余身居侍從職員,而獨不得與前方諸同人共患難,念蔣公之近狀,憂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間經過,略可紀述者:

  (一)為張季鸞先生兩次來商運用某方面外交力量,餘力勸其在報上擁護中央討叛立場,季鸞韙餘言。
  (二)為與立夫、養甫聯名勸誡張學良。
  (三)為代黃埔諸同志擬發警告電。
  (四)為協同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
  (五)為聽取蔣銘三自洛陽飛回時之報告。
  (六)為勸慰蔣夫人並解釋其對中樞之誤會。

  然事態縱極紛紜,而餘心恰甚鎮定,雖晝夜奔走,睡眠減少,亦不甚覺疲倦,事後思之,殆由服用胚胎素之功效者半,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體力,亦於此可以證明也。二十五日傍晚,得蔣公已抵洛陽之訊,以電話往詢莫組長言明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工作人員,蓋侍從室同人多隨行被覊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餘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紀錄,于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是日並草擬談話稿與謝啟等,參加官邸客室舉行之中委談話會,事雖繁而絲毫不感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為蔣公草辭呈二首,發表談話及消息約五六則,準備發表軍法審判結果並擬請求特赦呈文,參加中央會議五六次。蔣公腰背受傷,艱於起坐,而錢主任又因胸部槍傷,在家養病,故餘每日清晨必至辦公室,往往深夜始歸。軍法審判張學良之日,蔣公恐有人為張說情,徒多煩擾,至余頤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長詢蔣公所在,餘亦未以告也。首都舉行西安蒙難人員追悼會,余率侍從室全體同人親往祭奠,其時殉職死者有蕭乃華、蔣孝先及侍衛官特務員等多人,追念舊誼,為之愴憤不置雲。

  元旦日代蔣公往謁林主席,行賀歲禮。蔣公以介卿先生之喪,於一月二日由京乘飛機回奉化,余與鄭祖穆醫師及竺培風君隨行。培風,蔣公之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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