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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加加林療養院

  §1

  我沒有在卡拉科爾久留,而是坐當天下午的小巴離開。我聽說伊塞克湖南岸的塔姆加有一家蘇聯時代的療養院。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宇航員尤裡·加加林從太空返回地球後,在那裡療養過數月。療養院沒有正式名字,當地人只是籠統地稱之為「軍事療養院」。我打算去那兒休息幾日,緩解疲憊。

  三個小時後,小巴把我扔在塔姆加的鎮中心。白晃晃的日光下,此地宛如馬爾克斯筆下的「星期二午後的小鎮」:無精打采的商店、破敗的筒子樓。我沿著一條破碎的柏油路,一直走到小鎮的邊緣——療養院就在那裡。

  初看上去,療養院像個家屬大院,沒有任何標識。藍色的鐵門旁有一間傳達室,窗臺上養著幾盆鮮花。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戶,一個正在看報的大媽抬起頭,又低下去一點,從老花鏡上方看了看我。她搖晃著身子走出來,我問她這裡是不是軍事療養院,她說沒錯。於是我拖著行李往裡走。

  道路兩側種著高高的楊樹,松柏掩映的小花園裡,有一尊蘇聯軍官的雕像。走在林蔭道上,很像走在大學校園裡,只是沒有那麼熱鬧。我走了一段路,依然沒看到辦理入住的地方。

  一輛豐田帕傑羅開過來,司機搖下車窗問我是否需要幫助。從車牌看,他是從哈薩克斯坦開過來的,車上還坐著一個金髮的俄羅斯姑娘。他告訴我,往前走,再向左轉,就是辦理入住的地方。

  那棟房子看起來像是上世紀70年代的大學宿舍樓,沒有前臺,只有樓長的辦公室。樓長是一個穿著白大褂的吉爾吉斯大媽,戴著頭巾,鷹鉤鼻,看上去倒是頗為和善。她打開一冊大本子,讓我登記,還把我的名字寫在一塊黑板上。我在這裡小住兩晚,房費每晚一百塊人民幣,還包含三餐——蘇聯時代的價格。

  登記完畢,樓長帶我爬到四樓,穿過一道長長的走廊。走廊上鋪著狹長的地毯,空蕩蕩的,又沒有開燈,好像整層只有我一人居住。房間相當斯巴達風格,只有兩張單人床和一張寫字臺。椅子倒扣在寫字臺上,就像暑假裡的教室。牆上貼著繪有百合花圖案的淡綠色壁紙,窗子足有一面牆那麼寬。透過窗玻璃,可以看到風中抖動的楊樹葉和遠方的伊塞克湖。

  我問樓長洗手間在哪裡。她指著走廊告訴我,廁所在這層走廊的盡頭,而淋浴房在下一層。樓長走後,我推開窗戶,讓湖上的涼風吹進來。一隻松鼠從窗臺上跑過去,跳到對面的楊樹上。藍色的伊塞克湖像一片靜靜的大海。我開燈試了試,不出所料,燈泡是壞的。收拾停當後,我就下樓去找樓長報修。樓長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那是一台古老的撥盤電話——撥了個號碼,說電工師傅一會兒就來。

  「坐!坐!」她指著牆邊的老式沙發說。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可是等了半小時也沒有師傅出現。抬頭一看,連樓長也不知去向。我走出公寓樓,四處轉悠,也沒看到人影。

  類似的公寓樓附近有好幾座,風格略有不同,但都是四層樓高。有的陽臺上晾著衣服,顯然是自己手洗的——這地方想必沒有客房服務。

  道路的盡頭有一座半荒廢狀態的體育館,周圍亂生著雜草。體育館當年應該是一座氣派的建築,依舊保留著蘇聯風格的巨型浮雕,以半抽象的形式,描繪了為國爭光的體育健兒。從建築的大小來看,裡面至少能包含游泳館、羽毛球館和籃球館。如今卻任其荒廢在那裡,就像曾經風光無限的商界精英,不幸老後破產,晚景淒涼。

  我正在暗自感歎,突然聽到遠處有人喊我:「尿!尿!(你好!你好!)」

  原來是樓長和電工師傅出來找我了。我看到他們站在公寓樓右側的十字路口,正向我揮手致意。我快步走過去,電工師傅興奮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穿著灰色工裝背帶褲,戴一頂卡其色鴨舌帽,留著兩撇小鬍子,簡直就是從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電影中走出來的。

  上樓時,我和電工師傅簡單地聊了兩句。他對我十分熱情,表示在這裡還沒見過中國人。進門後,他擰下舊燈泡,換上新燈泡,然後啪的一聲按下開關——燈泡亮了。我們又親切地握了一番手,他這才哼著小曲,下樓去了。

  §2

  我原以為療養院已經沒什麼人氣,沒想到人們只是去伊塞克湖游泳,這裡每天有定時往返的班車。現在,穿著泳衣、扛著泳圈的人們,開始陸續回到公寓。

  一群十來歲的男孩擠在大廳裡看電視、吃雪糕;一個穿著黑色連體泳衣的俄羅斯大媽,海豹一樣地站到體重秤上;二層的房間被葉卡捷琳堡柔道學校的小學生包場了。他們的教練是一個滿臉胡茬的高加索男人——他不時大聲呵斥那些在走廊上追跑打鬧的孩子。

  在一樓大廳裡,我遇見了療養院的院長——吉爾吉斯人,四十來歲,光頭,穿著牛仔褲和棉布夾克衫。我在登記入住時見過他。他走過來,問我住得可好。我說,相當不錯。

  「聽說尤裡·加加林在這裡住過?」

  「是的,很多蘇聯宇航員、作家都在這裡療養過。」院長開始自豪地掰著手指頭,說出那些蘇聯時代大名鼎鼎的名字,就像在一片無人問津的海灘上,撿起那些漂亮的貝殼。

  院長告訴我,蘇聯時代療養院遍佈各地——從遠東到黑海,從中亞到高加索。大體來說,療養院的宗旨是讓人們在一個氣候溫暖的地方,過一段舒適的日子。舒適性是建立在規律性上的。比如,進入療養院後,吃飯、運動、治療(「我們有很多特色項目,比如按摩、電擊等」)都有固定的時間。一旦住進這裡,你就必須按照這個時間表作息。此外,療養院的收費並不昂貴。在蘇聯時代(「包括今天」),這是普通工人階級也能負擔得起的享受。

  「人們習慣每年夏天來療養院住上一段時間,這是我們的傳統。」院長說。

  「我在穀歌地圖上沒有看到這家療養院,人們是怎麼找到這裡的?」

  「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療養院了,人人都知道。」院長回答,「我們還有一個小博物館,我帶你去看看!」

  我們避開游泳歸來的人流,沿著林蔭路,穿過一個小公園,來到一座小禮堂前。禮堂的一層是劇場,二層是一個空曠的大廳,鑲有社會主義風格的壁畫。院長說,蘇聯時代,這裡是舉辦舞會的地方。

  博物館位於舞廳隔壁,上著鎖。院長打電話叫人開了門。櫥窗裡塵封著療養院的歷史:它建于二戰結束後不久,修建者是日本關東軍戰俘。在荒僻的伊塞克湖畔,戰俘們清理出土地,一磚一瓦地建起這座療養院。

  櫥窗裡有日本戰俘的黑白照片,也有蘇聯解體後他們再次回到這裡的彩色留影。兩組照片之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仿佛時光一閃而過,省略了過程。年輕的戰俘變成耄耋老人,而當年俘虜他們的帝國也已經化為碎片。櫥窗裡還有一本日文書——《日本戰俘的足跡》,作者探訪了那些日本戰俘修建的建築。我第一次知道,這樣的建築竟然遍佈在蘇聯帝國的各個角落。

  在療養院,每頓飯的就餐時間是固定的,且只有一個小時。從禮堂出來,我看到人們正紛紛走向餐廳。偌大的餐廳裡坐滿等待開飯的人,四人一桌,落單的會被安排與其他人拼桌。枝形吊燈灑下黃色光暈,透過白色的薄紗窗簾,可以看到外面搖曳的樹影——我感到一種往日的夢幻。

  這裡與其說是餐廳,毋寧說更接近於食堂。既不是自助餐,也不能單點,更沒有酒水。所有人的餐食都是一樣的——就像那些服務員臉上的表情——具有社會主義的一致性。

  我與一對阿拉木圖來的情侶一桌。男孩很瘦,有長長的睫毛,臉上稚氣未脫。女孩微胖,正在想留長髮的尷尬階段。她告訴我,父母年輕時經常來這裡,如今輪到他們了。

  晚餐只有土豆酸黃瓜湯、加了芝士的意面和兩塊小圓麵包。哈薩克情侶吃了兩口就不動了,大概覺得味道不好。我倒是都吃完了,最後只剩下小圓麵包——我猜那可能是甜點。

  我拿起一個小圓麵包,掰開。

  「沒餡兒。」哈薩克女孩突然說,臉上帶著一絲悽楚的微笑。

  我還是把麵包塞進嘴裡。「這裡晚上一般做什麼?」

  「在房間裡喝伏特加,」女孩說,「療養院的傳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看契訶夫的《第六病室》。夜色中的伊塞克湖漂亮得像一塊深藍色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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