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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孤獨和欲望的顏色

  哥哥陳川帶著太太娜莉娜和六歲的女兒薩夏,從洛杉磯駕越野車到舊金山來度假,住在我家。我一搬進這棟房子,就開始跟陳川要畫,他是個完美主義者,畫得很慢,有時他忍不住反復地畫一個細節而影響了全域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會放棄重新開始。一晃三年過去了,這回他終於把畫給我搬來了。

  一個女孩走在野地裡,泥土和斑駁的草地都在暗區,是不同層次的褐色、棕色、綠色,黃昏最後的日光勾勒出她的側背,淺色的長裙在光裡隱約透出一點腿的形狀。陳川捕捉光線,好像那是流淌的陽光,或者玻璃瓶中的螢火蟲。女孩在畫的上方,沒有地平線和天空,她的步伐顯然不是在散步。她是剛從什麼特別的情景離開?還是正向著它奔赴?

  畫中的女孩讓我心中隱痛,我想到兩個三千英里以外的女兒,她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對我也是如此神秘……

  我們在廚房的小桌坐下喝茶,陳川突然說,儂曉得伐?趙以夫死特了。我們感歎。

  趙以夫是哥哥在上海美術學校的同學,後來在加州灣區住過。我在舊金山結婚搬進新家後,他幫我從畫冊裡臨摹了一張巴比松派的風景——好像是多比尼的湖水、樹林和黃昏的雲彩,仿佛為我搬來一段祖屋的記憶。他們那班人曾經迷戀巴比松派的畫家和他們的作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柯羅、米勒、巴斯蒂·昂勒帕熱的畫跟卡夫卡的《變形記》同時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文革」後上海的第一個西方藝術展覽,是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辦的「法國十九世紀農村風景畫」,展品都是法國盧浮宮與奧賽博物館的名作,展館內外如饑似渴的人群如浪潮一般。印象中哥哥在那段時間處於亢奮狀態,家裡牆上也不斷出現各種巴比松派畫家的照片。

  上海市政府選拔了上海最優秀的油畫家——陳逸飛、魏景山、夏葆元、趙渭涼等,在閉館後臨摹幾幅最著名的作品。

  哥哥說,趙以夫老早(以前)每天騎車從虹口到平江路來跟我一道畫圖。我想起來了,他的好多畫畫朋友都是家裡的常客。小保姆蓮芬總是用一口江蘇溧陽話進門通報:小頭來哉,長腳來哉。全是用平常她稱呼他們的外號。

  好久沒有想到蓮芬了,她曾經為我們家帶來不少活力。初到我家時她大概只有十五六歲,面黃肌瘦,紮了兩條又細又黃的小辮子,眼睛盯牢了腳前的地板。她娘跟姥姥家在溧陽好像有什麼遠親關係,把她帶到了上海。她娘幾次三番說,蓮芬開年就十七歲了,會燒飯、洗衣服,還會做針線活,很能幹的。我至今記得她系著圍裙,捏了一塊抹布發愣的樣子。姥姥說她家欠了不少債,所以要她出來掙錢,叫我領她去認菜場、米店、醬油店。

  大聲喊著「小頭來哉,長腳來哉」的蓮芬,已經是個結實苗條、滿面春風的大姑娘了。她愛一切新潮時髦的東西,穿皮夾克、喇叭褲,走進走出一陣風,只有一口頑固的鄉音未變。

  扁豆、蠶豆,電線木杆長豇豆
  阿姐來梳頭,梳個芋芍頭
  嫁給大塊頭,養個小毛頭
  寶寶跑到田橫頭,一跤跌個大跟頭……

  不知道這是她娘教她的,還是後來姥姥教她的,也忘了她在什麼情形下會唱這條順口溜,也許是在家門口跟我小表妹高沖跳橡皮筋的時候?蓮芬一定多次唱過,不然我和哥哥怎麼會至今朗朗上口。

  薩夏問,你們在講什麼?我說,我們從前在中國的事情。她說,老師說我是黃種人,現在有同等權益,以前沒有。她似乎對這事有些困惑。學校為什麼在他們還毫無種族概念的時候,強硬地教他們種族政治,不能讓他們在懵懂的童真中再待一會嗎?我沒有接她的話,說,你爸爸來美國的時候,帶了一個巨大的木箱,裡面裝滿了他的油畫、畫冊和書籍。她問,有多大?我說,裡面可以舒舒服服裝下你。她問陳川,那麼大的箱子你怎麼帶?可是他卻怎麼也記不起來,離開上海那天是怎麼去的機場。那只又重又大的木箱,既上不去公共汽車,也上不去腳踏車,唯一的可能性是從哪裡借了黃魚車(三輪平板車)騎過去的。陳川畫了一張「黃魚車」的樣子給薩夏看。他說,到達美國後,木箱從超大行李出口出來,他實在搬不動,是海關人員幫著一起搬的,放到今天這是不可能的事。

  陳川在一本畫冊中這樣回憶過他初到美國的感受:

  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到紐約時,我還年輕,也很窮。我母親曾經在那裡工作過,她希望我也能來美國,就把掙到的幾乎每分錢都存了起來,回國前交給了一位老太太保管。我到紐約後去拜訪了老人,取回了對我來說是一筆很大的財富——大約一千五百美元。

  我不知道如何在這個國家賺錢,覺得不花錢便是最好的辦法。我每天步行100多條路口,到大都會博物館。街上,每個人都那麼匆忙地,在地鐵通氣口冒出的白色蒸汽中進進出出,讓我想起牛群在非洲叢林中奔跑。是的,紐約是個叢林。

  每天我都在博物館對面的斯坦霍普酒店的餐廳吃午餐。我先點菜,然後觀察街上路過的行人。我特別喜歡那裡的意大利煙熏鴨肉,一片片切得那麼薄,就像畫在盤子上的一樣……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餐館。

  那些日子,大都會博物館就是我的家。它讓我感到一種親和力,就像一個失散多年的孩子,回到了母親藝術的保護下。

  傍晚,我走過中央公園。就像我想像中的中央公園那樣。昏暗的路燈下空蕩蕩的長椅,路燈後面是漆黑的樹林,一輪月亮掛在樹梢上空。我想起了在上海讀過的一本書,《珍妮的肖像》。一位饑不果腹的年輕藝術家,在中央公園遇到了一個神秘的女孩,從此改變了他的命運。我坐在長椅上,希望珍妮能出現。背景的樹木漆黑而深邃,像一片無底的湖水,其中的生命依舊是個謎。一陣晚風帶來花香。樹葉在地上旋舞,仿佛她的幽靈從我身旁經過,讓我脊背發涼。一輛馬車經過。車廂裡坐著一對年輕夫婦,也許是在蜜月中。

  那天晚上我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張長椅上。我是被一家麵包店的香味熏醒的。大概是凌晨三點左右。麵包師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一天。微開著的門透出溫暖的光芒,仿佛一個巨人試圖睜開他的眼睛,城市正在蘇醒。街角處,有人在吹薩克斯,樂聲隨著麵包店的炊煙嫋嫋升起,在天邊縈繞。這有點悲傷,但非常美麗。

  我為朋友們畫了些素描。我沒有畫油畫,因為這需要工作室和顏料。母親留給我的錢幾乎花光了。有幾次我去了一家藝術材料商店,仔細看了每一件物品。對於一個剛從中國來的人來說,種類之多令人難以置信。我觸摸和聞過那裡幾乎每一種顏料和畫紙。這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時光。我一無所有,因此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在一個如此複雜的城市裡,我的生活如此簡單。所有的夢想和幻想都還完好無損。所有的可能性都敞開著……

  (以上文字由筆者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賣掉了幾張大木箱裡的油畫以後,陳川買了畫布和顏料,開始創作。到美國的第二年,他在加州大學北嶺分校辦了他第一個畫展。從那以後,他在美國許多重要畫廊辦了個人畫展,也成功地參加了佳士得拍賣、紐約藝術博覽會、藝術亞洲等展會。

  然而對他來說,繪畫依舊,理想依舊。一位記者問他,到美國後畫畫有什麼變化。他說,我通常畫我周圍的東西。在中國的時候,我畫家裡的廚房,我的鄰居、朋友,來了美國我就畫這裡的鄰居、朋友——就這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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