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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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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荒蕪和黑暗的地方 曾經有人問我,世上有那麼多經驗豐富的編劇,我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寫劇本?其實編劇是我做導演的一個部分,我先把腦海裡看見的那部電影寫下來——好比排練,然後再拍出來。大學裡的劇本課教過三幕電影的寫法,我卻從來沒有按三幕先拉出大綱,總是被潛意識驅動著直接寫劇本。 我腦海裡那部電影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猜跟其他電影人差不多吧,對一部電影的想像,是從某種強烈的共情與挑戰、從某種道德或視覺的審美感受中來的。具體說,可能是一幅令我內心戰慄的畫面,一個無法忘懷、甚至無法理解的場景,一段魂牽夢繞的音樂,一個非典型性的人物,或者一個具顛覆性的想法…… 第一次寫劇本,記得讀小說原作的時候,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無與倫比的星空,一頂補了又補的破帳篷,一個男人邊系著皮帶邊從裡面出來。帳篷裡的行軍床上有個女孩,她瘦削的肩脖、凌亂的頭髮和蒼白的臉頰都濕透了——那個離去的男人不是她那天的第一個男人。一個中年漢子拿著水壺走過來,捧起她的頭,女孩在他手裡像個剛剛早產的、奄奄一息的羊羔,一條無法存活的小生命…… 這個叫文秀的女孩想回家,她為了得到回城的名額,用自己的身體跟「有權有勢」的男人做交易,她又不能跟一個不跟第二個,她得一碗水端平。文秀與我同齡,帳篷裡的女孩完全可以是我,只是我比她運氣好,在她去川藏高原的歲數我去了上影廠。 加繆認為哲學要探討和回答的唯一的問題是自殺——生命是否值得我們去度過。這幅美與殘忍、善與惡的畫面對我的震撼,不僅是視覺的審美,也是道德的審美,它涉及生與死的價值。 第二次寫劇本,是應《ELLE》雜誌邀請拍一部女性題材的短片。那時候,男性婚外戀顯得司空見慣,而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女性身上,一定會遭到大眾的唾棄。接到項目後,我開始想像一個女人婚外的「一夜情」。 有一部日本小說,名字和故事我都記不清了,但是其中一個場景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一對陌生男女,在突然斷電的環境裡達成了一個危險的協議。張愛玲寫過一篇叫《心經》的短篇小說,裡面有一個場景是兩個女孩從黑暗的樓梯走下樓,說出了各自不會在亮光下吐露的心事。我覺得光線的變化引起的心理變化很有意思,而且也有電影畫面感,就以它為靈感寫了《非典情人》的第一場戲,接著的劇本就跟著第一場順藤摸瓜,一口氣寫出來了。 餐館裡,一個孩子的生日派對正接近尾聲,親朋好友其樂融融的場面充滿了幸福感。突然,停電了,招待員過來道歉說賬單要等通了電才能打出來。奶奶爺爺為五六歲的生日小王子裹上大衣,爸爸跟媽媽說,他可以留下等賬單,讓媽媽帶著孩子先回家。媽媽讓他先把奶奶爺爺送回家,她自己來等賬單。 閃爍的聖誕彩燈從不遠處照進來,餐館裡忽隱忽現只剩下媽媽和另一桌的歐洲男人,他平安夜一個人流落異國他鄉,顯得孤獨。男人用生硬的中文跟媽媽說,好可愛。媽媽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男人說,你的兒子。媽媽笑了,說,謝謝。男人又說,孩子的爸爸很幸運。媽媽臉上浮現出一個不可解讀的猶豫。男人誠懇地說,你是我來中國後見到過最美麗的女人。媽媽想了想,用生硬的英語說,他不是我兒子的爸爸,不過他不知道。男人震驚,不知如何反應。媽媽也被自己的話嚇到。他們沉默地坐著。突然,燈亮了。招待員打出賬單給他們。 在接著的故事裡,這位也叫文秀的媽媽把她深藏多年的秘密——一個日益生長的秘密,告訴了這位不太懂中文的陌生人——因為他有一雙善良的眼睛,因為她以後不會再見到他。 《非典情人》的另一條平行故事線,來自我當時正在搜集的「二戰」時期猶太人在上海的照片和事蹟。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文秀和情人在一棟被封了多年的破舊洋房裡,找到了一間無人知曉的暗房和裡面的照片,一張上世紀四十年代從慕尼黑寄到上海的明信片,和一張德沃夏克的歌劇《水仙女》的唱片。原來屋主曾是個逃亡到上海的猶太人,他的妻兒在他們分離多年以後,終於上了一條來上海的遠洋輪,卻在印度洋上沉船身亡了。半個世紀前的等待與渴望——那應該在這裡釋放卻終未釋放的激情,莫名地發生在了文秀和情人的身上。那時上海正在暴發「非典」,文秀後來回憶時似乎記得,情人是整座城市中唯一沒有戴口罩的人。也許正如《霍亂時期的愛情》中說的,「哪裡有恐懼,哪裡就有愛」,也許不需要任何理由。 事後文秀是否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她和情人是否商量過未來?或者失去了房子神秘的魔力,他們的激情就煙消雲散了?這些不是這部短片裡要講的事情。《非典情人》只想講述一個普通的已婚女人,鬼使神差地發生了一次「一夜情」,並且不對她做任何道德審判。文秀的選擇和她必須承擔的代價是個人的,不是社會的。 第一次改編,我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劇本改編獎。第二次的原創劇本,在我心目中是個習作,也是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一首情詩。短片上映後收視率還挺高,不過很快女主角就開始遭到網暴,好一陣子被謾駡為婊子。現在這兩個劇本都找不到了,不過它們本來就是各部門用來工作的藍圖,電影拍完了也就沒有用了。 我寫的第三個劇本是《英格力士》,這是我第一次改編長篇小說,也是我花了最大心血,學到最多知識的一次創作經歷。開拍前的半年裡我寫了好幾十稿,後來一面拍還在一面改,頻繁得連製片人都懶得跟進了。只有監製和美術總監朴若木,每一稿都仔細讀並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是王剛的自傳體小說,故事通過少年劉愛的視角,看到一個荒謬的時代和其中的人性。他眼裡的大人們,都是人前一套,人後一套,臉上幾乎有一種統一的表情——恐懼與猜疑。 唯有上海來的英語老師王亞軍,跟其他的成年人不一樣。他是個紳士——這個詞是劉愛後來在英語課上學會的。老師宿舍裡的上海餅乾、唱機、靈格風英語唱片、詞典和吉他,像沙漠裡的清泉那樣滋潤了劉愛的心靈。尤其是那本裝著十萬多個字的《英漢雙解大詞典》,在那個枯竭的環境中,給劉愛帶來了仁慈、善良、撫慰和靈魂,那麼陌生而美妙的真諦和概念,為他打開了通向另一個世界的窗戶。王亞軍簡直像一道光芒,將劉愛籠罩在裡面,那是一種近似戀情的感覺。 作者在離開家鄉很多年後,從一個同學那裡偶然得知王亞軍去世的消息,很受震驚,久違的往事湧上心頭。沒有人知道這位英語老師看似輕於鴻毛的人生,對於天山腳下一個孤獨的少年卻重於泰山。作者在書的前言裡寫過,那是個充滿了殘暴的少年時代,他的一個女老師被打在地上求饒,一個高年級的學生仍狠命踢她肚子……所以他對王亞軍的記憶尤為溫馨和悲憫。 我跟作者是同代人,跟他書中的敘事者劉愛一樣,也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而我的二姨和小姨,都像書中的英語老師那樣離開了上海。二姨從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到了寧夏偏遠的農村。小姨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後,到了青海澤庫。我從小聽到過不少來自遠方的悲劇,從我記事起,父母就在想方設法把我和哥哥留在上海,以避免二姨和小姨的苦難在我們身上重蹈覆轍。父親關起門來跟我們說,歌裡面唱哪個地方是個好地方,就不能去那個地方。 那些不能去的地方,和那些回不了家的上海人,日後成了我拍電影的靈感和衝動。曾經有記者問過我喜歡選拍什麼樣的主題。其實沒有人能選擇自己的主題,也沒有人能逃脫自己的主題——作為創作者,被什麼觸動、嚮往什麼樣的精神昇華,是個人經歷所決定的,它們和命運同時降臨到我們的身上。 翻看我與樸若木的微信記錄,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我們通了兩次電話。那時他正在西部觀察每月氣候和天色的變化,搜集當地的文字和圖片資料。九月十五日,他給我發來了《英格力士》的電子版,問我是否有興趣改編和導演這部電影。九月十六日我回信,「小說很精彩,我可以改編」。 構思劇本之前,樸若木給我發來了好幾百張當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圖片,以及相關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是孕育劇本必不可少的土壤和陽光。 那段時期,美劇《西部世界》正在熱播,它以科幻片的形式,消化並昇華了美國西部開發、印第安人的仇恨、南北戰爭等重大歷史階段。這部劇讓我們聯想到中國也有一個「西部世界」,那裡有幾十個民族的「原居民」。劇本就這樣搬到了一個朦朧的西域,本來部隊大院的子弟學校也由此變成了多民族的學校。 樸若木在之前去勘景的時候,聽到一些書本上沒有的歷史。據當地老人說,建國後有一段時間,中蘇兩國的人可以隨便穿過邊境走親訪友、生意往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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