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貓魚 | 上頁 下頁 |
| 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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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才能理解他 我恍惚有這樣的記憶,出事的那天外公沒有吃完碗裡的午飯,撥到貓食盆裡喂貓了,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家。那晚母親很早就讓我和哥哥去睡覺,半夜裡我被各種動靜吵醒,好像有人低聲急促地說話,還有進進出出的腳步聲和關門聲。我再入睡的時候就睡得很淺,做了斷斷續續的噩夢。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預感,也許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沒有看見家裡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兒園。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時候,母親站在門口等著我,把我帶到灶頭間,蹲下來摟住我說,外公死了。說著,她就哭了。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著她不放。等了一會兒,母親鬆開我,擦乾眼淚,拉著我的手去到外公和姥姥的臥房。厚厚的窗簾緊關著,昏暗的光線裡姥姥背靠枕頭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歲。母親說後來姥姥曾經吞別針,企圖隨外公一道去死,但是被搶救了回來。 外公死後的第二天,母親送我去幼兒園,教我說,別人問什麼你都說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們跟往日一樣,洗完手、洗完臉,排隊等著老師用玻璃試管給我們每人嘴裡點一滴魚肝油,另一位老師給我們每人手上點一滴甘油抹臉。那時候糖是稀有物資,我們每天都等著這個時刻舔魚肝油裡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著魚肝油回頭說,我爸爸說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殺,什麼是畏罪自殺?我低頭說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義的四個字卻嵌到了我的腦子裡。 在那之後的許多年裡,大人們從來不在我面前提外公,所以我對他沒有什麼記憶。一九八一年我出國留學的時候,隨身帶走了家裡僅存的幾張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準備四年大學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紙、替換衣服、被單、字典和幾本書籍,不知為什麼外公的照片也在這箱生活必需品裡。一旦有了剩餘的錢,我就到一家叫 Arron Brothers的鏡框店,買回幾個「買一送一」的鏡框,並用很寬的硬紙邊襯托著,把那幾張又小又黃的照片分別掛在牆上、放在我的書桌和床頭櫃上。 外公站在一個陽臺上,身後有洋樓和花園。他身著淺色西裝,梳著中分頭,嘴角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目光卻是十分堅定的。那是他相片裡最年輕的一張,也許是在上海醫學院期間? 外公坐在一艘賽艇裡划船,身穿白襯衣,加一件西裝背心,打著領帶。照片中那條河,河邊的樹和那座小橋似乎是牛津大學。那應該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 外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橋上,身後是湖心亭,水裡有荷花,頭頂上飄著柳枝。他身著西裝大衣,英俊瀟灑。那是他出國留學之前,還是他剛剛留學歸來? 外公和幾個斯文青年,站在一條泥濘的路上,身後是一棟矮樓。外公身著西裝大衣,戴著皮手套,個子比其他人高很多。這張照片背後寫著: 一九四五年于前中央衛生實驗院,化學藥物系藥理室(重慶歌樂山)。 外公戴著棉帽,裹著海軍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後是古老的城牆。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男子。從衣服上看像是一九五〇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許是出差到北方講學,在那裡跟朋友留影? 外公和姥姥手裡抱著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著中山服,胸前戴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他抿嘴笑著,是個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一九六〇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為鏡框擦灰的時候,我都會仔細看照片裡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溫和典雅,目光裡充滿抱負和理想。我總是在心裡問自己,是什麼讓他這樣決絕地離開人世?難道沒有任何一種依戀能夠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歲,據母親說,他精力充沛,連體重都保持在青年時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發的心血管病、糖尿病、關節病之類他全沒有。而在那個寒冬臘月的夜晚,他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麼才能理解他? 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外公死後三十九年,我才第一次跟母親談起外公。母親說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和上海市藥理學會要共同組編《張昌紹教授誕辰一百周年紀念》。上醫問她要外公的老照片,可她一張都沒有找到,不知是「文革」期間都燒掉了,還是搬家的時候不見了。我說沒有全燒掉,剩下的幾張我出國的時候帶走了。母親問,你那時怎麼會想到帶走他的照片?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外公過早終結的人生,是我一直解不開的一個謎吧。那天,母親跟我說了很多外公的身世,直到天色慢慢暗下來。 外公是中國藥理學的奠基人,一九三七年他以全中國庚款留學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赴英國留學。先在倫敦大學 Sir John Henry Gaddum教授處學習,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一九三九年他接受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並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九四〇年外公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當時不少英美實驗室邀請他擔任要職,但是他看到自己的祖國山河破碎,科學停滯不前,便毅然在一九四一年冒著德、日潛水艇偷襲的危險,乘遠洋輪歸國,回到上海醫學院任教並從事科研。 跟外公結識的人都會提及他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思維、儒雅的言談和紳士的風範。人們覺得他一定出自名門,從小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才養成了這樣高貴的氣質。其實,外公出生在一個清貧的鄉村教師家庭,他的氣質和人格來自他一生不斷地學習和提高。母親說,上醫圖書館管理員都知道,張昌紹教授是上醫教授中看書最多的一位。外公一生自學了好幾門外語,在大學期間掌握了英文和日文,畢業後自學了德文和法文。一九五〇年代他開始自學俄文,並帶領藥理系的老師一起翻譯了蘇聯藥理學家阿尼契柯夫的《新藥藥理學》。在「文革」中,他在被強迫體力勞動的間隙仍抓緊時間學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他逝世後,母親在他臥室床頭櫃內,還發現了一大遝學習意大利文的劄記。 對於自己專業範疇的知識,外公更是如饑似渴,在一切條件下堅持學習。他回國時,上海醫學院已經搬到重慶歌樂山,那裡環境非常艱苦,沒有任何國外的醫學雜誌。外公靠過去在國外的同事寄給他微縮膠捲文獻,來瞭解國際醫學動態。 母親和我談話的那天下午,她給我看了兩封外公寫給他在歌樂山時期的助手周廷沖教授的信。寫信時,周教授已去牛津大學進修,他們的通信都是用英文寫的,周教授為了發表,將其翻譯成中文。母親說,這兩封被周教授珍藏了幾十年的信將會收入《張昌紹教授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從這兩封寄往大洋彼岸的信中,我感受到當年外公艱苦工作條件的細節、他的為人和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情懷,它們成了我十分珍惜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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