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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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國,住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名叫「孤獨」的城堡裡。在此期間,我跟我的德文譯者顧彬(Wolfgang 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誦。從慕尼黑回來的路上,我們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爾斯比爾(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鎮,沿老房子上標明的建築年號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紀。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鎮邊上。附近的池塘野鴨嘎嘎叫著,有力地扇動翅膀,似乎想掙脫這近乎黏稠的寧靜。顧彬的弟弟是醫院的麻醉師,從早到晚奔波於麻醉與清醒之間,他太太代表了那個清醒的世界——家庭。 顧彬是那種不知疲倦的人,剛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門我都犯怵。那哪兒是什麼散步,完全是一種德國式的急行軍,我得緊追慢趕,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牆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棧鉤連。我只聽見自己風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顧彬話不多,皺著眉頭大踏步前進。他堅持要帶我去看一個中世紀劊子手的故居,據說當年幾乎每個城鎮都供養這麼個職業劊子手。我們爬上爬下,拐彎抹角,足足找了一個多鐘頭。我兩腿發軟,差點兒就要在找到劊子手之前求饒了。 我認識顧彬是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友誼賓館。杜博妮請我們到她家吃晚飯,她丈夫給我們斟上香港帶來的「金門高粱」。顧彬第二天就要離開北京了。我對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記得他的笑容很特別,如同一個疲倦的人在鏡子前無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們又在頤和園後湖見面了。記得那天我沒睡好覺,又忘了刮鬍子,渾身不自在,好像剛從地裡刨出來的土豆。顧彬掏出個德國微型相機對準我。我覺得我們倆之間竟有點兒像,都不愛說話。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縫著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讓他分心。他長我四歲,我們那時還年輕。 那是顧彬剛完成他的教授資格論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學涉獵甚廣,包括哲學、日耳曼學和漢學,但他主修的是神學,本來順理成章顧彬該做牧師的。我最近讀了《空山》一書的中譯本《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在此書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顧彬終於給了我們一點線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成了他告別福音新教而轉向漢學研究的誘因。如果一個人因一首詩而改變一生,其中必有某種神秘的召喚,且多半來自於血液中。 顧彬生在德國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農民。他父親是柏林人,母親維也納人。父母相識後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雖然同屬於日耳曼種,但維也納人很不一樣,多愁善感,所以能產生像特拉克爾(Georg Trakl)和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這樣的大詩人。八五年夏天,我頭一次跟顧彬從柏林去維也納。這旅行是從他父親這邊出發,到達他母親那邊,帶有某種血緣考察性質。柏林的刻板和維也納的閒散恰成對比。我們坐有軌電車,哐當當穿過中午昏睡的街區;去維也納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對朋友說「夢將解釋一切」的地方駐足;晚上到郊區貝多芬經常光顧的酒吧,喝剛釀出來的葡萄酒。在維也納,連街頭藝人演奏的約翰·斯特勞斯的圓舞曲也與眾不同,染上那兒特有的憂傷。 顧彬最喜歡帶我去墓地。剛到維也納,我就跟他拜訪了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等大師,傾聽那寂靜的音樂。墓地本身是一種文化,包含了歷史、宗教、建築、語言等諸多方面。每塊墓碑都會說話,主角消失了,故事並沒有結束。進入墓地,顧彬臉上的線條變得柔和了,改變了平時行進的節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皺著眉頭讀完碑文,扭頭走開。我真跟他在墓地學了不少東西,最重要的一條是體驗死亡的寧靜。 說實話,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李白那麼首簡單的詩,會讓他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二 穗子警告我說:你可別把顧彬寫得那麼憂鬱。你看,有人表面挺樂觀的,結果扭頭自殺了。我們顧彬看起來憂鬱,但沒事兒……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顧彬的夫人,她原來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顧彬去那兒,為剛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補充資料,由穗子和另一個工作人員接待。一回生二回熟,這位平日目不斜視的德國准牧師直奔穗子辦公室,兜裡揣著兩張《阿Q正傳》的話劇票,惴惴然,到了也沒敢把票掏出來,只好單獨跟阿Q約會。人跟人的化學反應真是奇妙,酸堿中和——正好穗子話多,填補了顧彬那沉默的深淵。不,顧彬糾正我說,是穗子的夢多。 當年顧彬常來北京,騎輛破自行車滿城飛。憑他那體力,要是有便衣跟蹤,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訴我,他在圖書館有個戀人,但不是書。那陣子涉外婚姻還是有麻煩,約會好像打遊擊,出沒不定,更添了層浪漫色彩。 記憶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隨意性,比如,為什麼單挑某個細節而放棄別的?那麼在當事人之間,記憶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顧城死後,顧彬寫了一篇文章《片段》: 我跟顧城的第一次見面該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島來到天安門的國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騎車一會兒就到了他的住所:幾個人在包餃子,北島的妻子、畫家邵飛,我記得頗清楚,還有顧城,但另一個是誰,就不大真切,或許是謝燁?北島去幫忙幹活,顧城和我便坐在一張沙發上,開始了我們的第一次談話…… 我還是為顧彬的記憶感到吃驚。他好像個巫師,用魔法召回某個蒼茫暮色中眾多的細節。我們住在崇文門西打磨廠街,離天安門很近。為什麼選在國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顯的標誌了。那天黑得早,空氣冰涼。我以一個酒鬼的敏銳,注意到掛在他車把塑料袋裡的半打丹麥嘉士伯啤酒(肯定是友誼商店買的)。趁夜色,我帶他匆匆穿過五進院,一股冬儲大白菜的霉爛味道。把車支在家門口,推門,燈火輝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們家並無長沙發,顧彬顧城對坐在兩張包紅布的小沙發上。起初顧城像個膽小的動物,怯生生的。顧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個鼓勵,他開始談「文革」,談法布爾的《昆蟲記》,口若懸河,一發不可收拾。那天謝燁肯定在,她一邊包餃子,一邊贊許地看著顧城。那天除了丹麥啤酒,我還跟顧彬幹了好幾杯「衡水老白乾」…… 一九八九年後我在北歐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顧彬,他總是用白酒款待我。顧彬會做一種麻辣豆腐湯,熱氣騰騰的。我和顧彬相對無言,頻頻乾杯。這時候好心腸的穗子插進來,她擔心我有一天流浪結束回國找不到工作。她建議我學開車,將來當個出租車司機,要不好好學英文,當個導遊什麼的。 顧彬穗子兩口子在編一本名叫《袖珍漢學》的德文雜誌,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學圖書館的經費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買書訂刊物。他們住處的空間越來越小,書越來越多,鋪天蓋地,洪流般席捲一切,最後湧向樓道。我就睡在書堆中,跟那些書一起做夢,硌得我腰酸腿疼。 顧彬是個真正的清教徒,雖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對自己苛求到了極點。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點鐘他肯定坐在桌前寫作備課。他扛著箱子送我去火車站,累得呼哧帶喘,但從來不叫出租車。更別提散步了,他用兒童車推著兒子大踏步前進,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麼是苦盡甜來:在這長途跋涉的盡頭,我們坐在萊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後來他連酒也戒了,只喝牛奶,為了有更多的力氣著書立說,養家糊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讀大學,穗子又生了兩個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單元被書佔領,只能上資本主義的圈套:分期付款買房子。一個教授的工資緊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飲,十分無趣。喝得醉眼蒙矓,見顧彬又去劈劈啪啪打字,無奈,長歎一聲,便倒頭昏然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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