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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卡夫卡的布拉格

  §一

  邁克在電話裡叮囑我:「別急,有人去接你,他很高,像個籃球運動員……」果然,一出海關就看見了,他舉著牌子,頭在人群之上浮動。他又高又瘦,一臉疲倦而溫和的笑容。他叫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是音樂家,幫布拉格作家節接送客人。我們坐進他那輛老掉牙的斯柯達,點火,車連咳嗽帶喘地出發了。他英文差,問我會不會德文。我說不會。他說他月底要到德國演出。我問他用什麼樂器。他說了個德文詞,用手比畫。鋼琴?不。管風琴?他拼命搖頭。我問他一般都在哪兒演奏,他說主要是為病人。醫院?不。療養院?他拼命搖頭。但願不是殯儀館,我心想。我放棄了對他生活中兩個重大細節的好奇心,看窗外風景。

  這是我第四次來布拉格。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西柏林。邁平夫婦開車從奧斯陸出發,把我捎上,再穿過東德進入捷克。過了邊境,開進頭一個捷克城市吃午飯。女服務員不會英文,我們用國際語言加俄文單詞,點了可樂和匈牙利牛肉湯,好歹填飽了肚子。一結賬,我們樂了,幾乎等於是免費的,頭一回體會到西方遊客的優越感。

  越過伏爾塔瓦河上的橋進入布拉格市區,天已擦黑了。我們把車停在繁華大街上,邁平給一個叫奧爾卡(Olga)的漢學家打電話。她丈夫說奧爾卡帶孩子去鄉下度假去了,歡迎我們到他家住。他是個建築師,對布拉格了如指掌。我們晚上出去喝酒遊蕩,他帶我們看老城廣場邊上的卡夫卡故居,指出在我們腳下有個巨大的礦脈。布拉格的美獨一無二,特別是夜裡,古老的街燈引導夜遊者迷失方向。燈光下,陰影轉動,回聲跌宕,似有幽靈出沒。我恍然大悟,卡夫卡的小說竟如此真實,真實得可以觸摸。

  那正是藍絲絨革命前夕。馬丁(Martin)是奧爾卡在布拉格大學的同事,也是地下文學刊物《手槍評論》(Revolver Review)的編輯。他當時正忙乎著秘密串聯搞聯名信,要把前國王的侄子推出來,恢復帝制。他也找我們簽名,我不喜歡帝制,拒絕了。

  四年後,《手槍評論》請《今天》在歐洲的編輯到布拉格開討論會,還請來好管閒事的李歐梵教授。這兩份當年的地下刊物八〇年代末的命運完全不同,一個名正言順,一個掃地出門。我們先在《手槍評論》編輯部開討論會。臨走頭天晚上,在一個中世紀的地窖為我們舉辦了詩歌朗誦會。散場後,突然一個天仙般的女人出現,馬丁介紹說,這是《手槍評論》新任總編輯。她落落大方,在我們桌旁坐下,引起中國文學的一次騷動。她說她正在寫一篇戲劇評論。李歐梵的腦門兒發亮,對捷克戲劇給予高度評價;張棗端著香煙,猛烈抨擊美國霸權文化的入侵;只有邁平眯眯笑,話不多。我忘了我說什麼了,肯定也語無倫次。我琢磨,一個由美女領導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極高。若她向李歐梵約稿,必應聲而至,用不著像我那樣得磨破嘴皮子。

  三訪布拉格是九五年春天,我那時住巴黎,應邁克的聲聲呼喚自費參加布拉格作家節。邁克是我老朋友,紐約人。為了尋找詩歌的精神家園搬到倫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日子清貧不說,保守的英國詩歌界根本容不得他。他是倫敦的卡夫卡。九一年他創辦了布拉格作家節。那時邁克在一家英國公司聽差,那公司主辦一年一度的布拉格國際書展,捎帶著個作家節。那些人看起來個個都是邁克的老闆,頤指氣使,支得他團團轉。

  邁克總是帶我去迪斯科酒吧,大概想讓我看看布拉格的年輕人,感受一下青春氣息。可那音樂實在讓我肝兒顫,震得連酒杯都端不穩。那時邁克正鬧婚變,又受盡那些英國商人的氣,在強光燈的閃射下,他哭喪著臉。我歎了口氣,管他叫「我成功的朋友」,這回把他逗樂了。他用濃重的倫敦腔罵道:「我他媽的成功?成功個屁!」

  §二

  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生於布拉格老城廣場旁的一棟樓房裡。雖然他們幾次搬家,但離他的出生地都不遠。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引述了卡夫卡對他說過的話:「這是我的中學,我們對面的那邊的建築是大學,左邊再過去一點兒,是我的辦公室。我一輩子」——卡夫卡用手指畫了幾個小圓圈——「都局限在這小圈圈裡。」

  卡夫卡出生的樓房於一八八九年毀於大火。一九〇二年重建時,僅有部分保留下來。一九九五年,卡夫卡的胸像嵌在這房子外面的牆上。作為「布拉格之春」的先兆,卡夫卡終於被捷克當局接受了,稱之為「資本主義異化的革命批評家」。

  在卡夫卡出生頭一年,卡夫卡的父親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在老城廣場北邊開了個小雜貨鋪,先零售,後批發。卡夫卡在一封未發出的給父親的信裡寫道:「……而自從你讓我處處害怕,對我來說店鋪和你是不可分的,那就不再是個好去處了。首先讓我又羞又惱的是你對雇員的方式……而你,我見識了你在店裡叫喊、詛咒、大發雷霆,在某種意義上,我當時就明白了,這世界上到哪兒都無平等可言。」

  在另一封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你可以,比如抱怨捷克人,然後德國人,再就是猶太人,全面淘汰,最後除了你誰也剩不下。對我來說,你為莫名其妙的事大發脾氣正如所有暴君把其法律建立在個人而非理性之上。」

  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三年間,卡夫卡一家搬到名叫「片刻」(At the Minute)的樓房,他的三個妹妹都出生在這兒。後來這三個妹妹都死于納粹的集中營。卡夫卡上的是一所德國小學。很多年後他在給朋友的信裡記述了他童年的一次事件。

  我小時候,有一回得到了六便士,非常想給一個坐在老城廣場和小廣場間的年老的女乞丐。我琢磨這恐怕是乞丐大概從未得到過的粗暴的數目,而我要做這麼件粗暴的事,在她面前會多麼羞愧。於是我把六便士換成零的,先給那女的一便士,沿著市政廳建築群和小廣場的拱廊轉了一圈,像個社會改良家再從左邊出現,給了另一便士,又走開,這樣興沖沖地反復了十次(或許少些,我相信那女人因失去耐心而離開了)。總之,最後我無論身體和道德上都垮了,趕回家大哭,直到母親又給了我六便士。

  在給同一友人的另一封信裡,卡夫卡講述了他每天早上步行到學校的細節。「我們的廚娘,一個又小又幹又瘦、尖鼻塌腮、蠟黃結實、精力充沛且傲慢的女人,每天早上領我去學校。」上學的路上,廚娘總是威脅要向老師告狀,歷數他在家的「罪行」。同樣的威脅重複了差不多一年。他覺得去學校之路如此漫長,什麼都可能發生。「學校本來就是一種恐怖,廚娘非要雪上加霜。我開始懇求,她搖頭,我越是懇求越是覺得我懇求的價值更大更危險;我賴在那兒不動乞求寬恕,她拖著我走;我威脅要通過父母報復,她笑了,在這兒她是至高無上的;我抓住商店的門框基石,在得到她寬恕前不肯動。

  我拖著她的裙子(這也給她造成麻煩),但她一邊拖著我,一邊發誓告狀時罪加一等。眼看晚了,聖詹姆斯(St.James)教堂的鐘敲響八點,可以聽見學校鈴聲,其他孩子開始跑,我最怕遲到,我們也跟著跑,『她告狀,她不告狀』這一念頭糾纏著我;事實上,她從沒告過狀,但她總是掌握似乎在不斷增長的機會(昨天沒告狀,而今天我肯定會的),她從未打消這主意。有時想想看,米勒娜(Milena,卡夫卡致信的友人)——在小巷她氣得跳腳,一個女煤販子常湊在旁邊看熱鬧。米勒娜,多麼愚蠢,我怎麼屬於你,與廚娘、威脅及無數塵埃在一起,這三十八年塵埃飛騰,落在我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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