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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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朋友 我的日本朋友AD生於五十年代末,即日本經濟起飛以前,由於營養不良個兒矮,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說到此嘿嘿一笑,有點兒無奈有點兒自嘲,好像他是倖存下來的日本現代化的史前動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個農民家庭,上大專時開始學中文。說到自己的導師他滿臉敬仰,似乎讓別人也分享這陽光雨露般的恩澤。在導師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書店工作了幾年,積攢下銀兩,為了到北京留學。做店員的記憶並不怎麼愉快,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幾百個躬。」 在北京,他與自己的文化拉開距離。我能想像一個日本人在中國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勁兒,可迎風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懶腰,穿著背心滿大街溜達。北京語言學院畢業後,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麼多躬了,我就怕。」他說。 說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幾年去日本參加活動,我到哪兒都趕緊握手,就想免去鞠躬這一繁文縟節。可發現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後退一步,然後深鞠躬。入鄉隨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後握手,後來索性放棄握手這一繁文縟節。而鞠躬這門學問博大精深,其彎曲程度取決於社會等級貧富輩分性別等種種差異,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補。在日本,據說,某些公司在培訓雇員時,會準備可調節角度的三角形板架,僅鞠躬這一項就得苦練三個月。要不怎麼成了魔怔,若是在日本看見有人在電話亭邊打電話邊鞠躬,電話線另一頭肯定是老闆。 我跟AD相識于八十年代初。紗幕代替鐵幕,那時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還有神秘感,正是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讀書的曉陽正學日文,時不時組織郊遊,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學生和好勇鬥狠的中國老憤青往一塊摻和,等於是讓羊與狼共處。AD是人大一個日本留學生的老鄉,也被捎了進來。先是草地上的交誼舞、野餐、賽歌,最後一道節目是詩朗誦。曉陽把一個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學生的詩結結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非逼著我當眾朗誦,再把我那瘦瘦的詩翻成胖乎乎的日文。 那些漂亮瀟灑聰明伶俐的紛紛從友誼的離心機甩出去,只有老實巴交的AD留下來,成了我們家的座上賓。正趕上他手頭拮据,積蓄快花完了,還得繳學費,於是比他窮十倍的我們發出了邀請。「只不過多添雙筷子而已」,這句中國人的客套話撞上了個實誠的北海道農民,一到週末開飯,他準時出現在門口。 我們家還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學同學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離婚攜子,職業是在北京某公園遊船部鉤船。要說這活兒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別是滿載愛情的小船鉤回,得又穩又准才行。可她卻怎麼也無法為自己鉤到這麼一條船,難免心有戚戚焉。那時沒有電話倒省事兒,她推門就進,一泡就是一天。那時訴苦就等於如今的心理治療,區別是不僅免費還得管飯。於是AD與AL在我們家認識了,孤男寡女,難免有非分之想。 一九八二年初夏,我們帶上AD與AL一起去白洋澱。白洋澱是保定地區的水鄉,不少朋友在那兒插過隊。從七十年代初起我們如閑雲野鶴,常在那兒遊蕩。如今人去樓空,與當地農民兄弟的友情卻依在。 當時對外國人來說,北京二十公里以外就是禁區。好在北海道農民與河北農民外貌差別不大,再加上說中文穿舊衣服,買火車票又不查證件。在永定門火車站半夜排隊上車時,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閃躍的驚恐。我拍拍他肩膀,問他是不是有點兒冷,他縮縮背攥緊拳頭說是。對一個日本良民來說,這風險是大了點兒,一旦被發現可以間諜罪論處。 到了白洋澱,我才意識到形勢嚴峻:白洋澱原是抗日根據地,打日本鬼子成了當地人聊天的永恆主題,AD的身份一旦暴露會有生命危險。好在老百姓沒出過遠門,我們把身材矮小口音濃重的AD說成是廣東人,眾人不疑。只有一次,給我們棹船的小三突然瞅著AD說:「我怎麼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譯官?」把AD嚇出一身冷汗。他會摔跤,在和當地小夥子比試時,那架勢完全是日本式的——騎馬蹲襠,用力時還發出嗨咿嗨咿的怪叫。好在年代久遠,遊擊隊的後代已無從辨認。 我們落腳的大澱頭村,是詩人芒克當年插隊的地方。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我們白天棹船游泳,晚上喝酒聊天。白洋澱趕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污染,魚越來越少。為了請客,漁民用一種所謂「絕戶網」,把只有蠟筆那樣大小的魚撈上來,上百條還湊不夠一海碗。連漁民都搖頭歎氣:「罪過啊罪過。」他們開始背井離鄉,到天津等地打魚為生。 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東拉西扯。白洋澱讓他想起北海道,他講到母親,講到童年的貧困與孤寂。這種鄉愁有點兒怪怪的:一個日本人在中國的抗日根據地思鄉。 我得到了重要情報:北京鉤船的看上北海道這條船,非要鉤走不可。於是當晚我找AD談話,我說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說到鉤船與愛情屬性的相似。只見他在暗中眉頭緊鎖,連連點頭。不,是我的記憶有誤,應是第二天早上。我們頭天喝到很晚,宿醉未消,我提議出去走走。我和AD沿鄉間小路,來到澱邊,遠處蘆葦隨風起伏。據說我當時的一臉嚴肅把他嚇壞了,於是這美好的願望被一個遵紀守法的日本人解讀成命令了。 從白洋澱歸來,兩人出雙入對,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傳來訂婚的消息。誰承想節外生枝,這婚事遭到女方家裡的強烈反對——原來她爺爺就是被日本人殺害的,父親又是抗日遊擊隊隊長。這是世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根源。朱麗葉的父親放話說:「嫁誰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北海道的羅密歐傻了眼,不會甜言蜜語,他在朱麗葉家的床頭盤腿呆坐,像一片茶葉那樣無辜。這實誠的攻心術外加強勢的日本電器,遊擊隊長終於松了口。羅密歐與朱麗葉終於有了後現代的版本。 那年冬天,他們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擺了兩桌喜宴,除了親朋好友,還有AD打工的日本公司的老闆。上桌的兩瓶「四特酒」估摸是中國的首批假酒,不一會兒來賓全都酩酊大醉。日本老闆搖搖晃晃到別的桌跟陌生人敬酒,扯著嗓子高吼日本民歌。我跟小澱對飲,後來才知道他兩天沒爬起來。我嘛,騎車回家路過中南海,大罵執勤警察,人家揮揮白手套,沒跟一個業餘酒鬼計較。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的朋友、瑞典使館文化專員安妮卡要去北海道度假,我把她介紹給AD,他又把北海道的親人介紹給她。旅遊歸來,安妮卡講述了北海道風景之優美、民風之淳樸。語言不通,她和AD的親人交流有問題,但為熱情好客所感動。「他們讓我想起瑞典北方的農民。」安妮卡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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