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元祐五年十月(3)

元祐五年十月(3)

　　乙卯，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滕元發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特賜錢三十萬。權知開封府王岩叟言元發卒於都城之外，家無餘資，乞加優恤也。（劉摯云云，今附注此。劉摯雲：初，命元發與王安禮對易，韓川封還元發詞頭，以為病不可為帥。過都門二十日，不敢求覲，其病無疑。元發磊落有氣節，往往不為任事者所喜，故擠逐流落幾二十年，方稍被眷獎，有所任之而老矣。苦腳疾，他無甚病，然其志未能無所望。既摧頹不能支，又為後生輩指點，議者疑其邑邑以死也。亦可哀矣。）

　　丁巳，樞密院言修將官敕書成。編修官都承旨劉奉世、韓川、王岩叟，副都承旨李綬，詔賜銀絹有差。

　　自官制後，刑名並上尚書省取旨者，送中書，不上察院；事有系邊機及軍政，或本自察院畫旨，下所在取當降特旨有所懲戒者，密院皆不見。同知院韓忠彥具其事，與三省集議：「凡斷獄系前項依舊上密院，斷已三次，眾議無異言，乃同入文字。」十月十四日畫可施行。既逾旬，中書侍郎傅堯俞忽獨具奏：「官制行之已久，不可遽改。昨不曾商量，吏人呈押，臣以為尋常文字，遂簽書，然臣實昏亂，不能守官，乞從顯黜，所有十四日指揮，乞不施行。」內降堯俞劄子付都省，堯俞即於都堂變色出語侵忠彥，眾皆愕然。堯俞素非好辨者，眾疑其為中書刑房吏人所誤也。後數日，堯俞又入劄子雲：「都堂聚議，臣實不知，略加究詰，必見詣實。」然殊不言及曾簽書文字。呂大防謂劉摯曰：「欽之事當與略修潤已降指揮，然欽之此舉極誤，不惟使外之邪黨窺伺，幸吾曹有閑，亦令簾中有所疑，謂吾黨欺欽之。」欽之，堯俞字也。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揮雲：「公案系邊防者，文臣上都省，武臣上密院同取旨。」是日（二十六日丁巳。）進呈，大防言：「此事久來聚議，恐是堯俞不聽得，今改云云。」堯俞進曰：「如此則允當。」初，堯俞欲留身白此事，大防等諭以不須留，但對眾陳之可也。劉摯謂堯俞既簽書文字，卻有所訴，謂己不知，直以為眾人欺謾取其簽書，故劄子自雲昏亂，其欲留身，蓋將就簾前嫁其欺慢之罪于眾人，賴大防等曉其說而止之。徐聞激堯俞使為此者，實給事中範純禮也。堯俞、純禮于韓氏皆連親，事多密諮純禮。大防既信堯俞，堯俞又多謀於純禮一二輩，所以差除閑多用洛人及韓氏姻舊雲。（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十一月二日蘇轍云云可考。）

　　己未，刑部侍郎韓宗道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尋複為刑部侍郎。（複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今並書。蘇轍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劉摯記此事雲：「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呂大防實主之。初莫曉其故，昨撰除目，後疑其然。因博詢，乃知宗道有求于傅堯俞，小封幹大防，故忽發，謂眾人猝猝不能可否也。蘇頌亦韓姻，為此委曲者，獨謾摯及許將耳。宗道為正侍郎才三月，摯因晚集，以宗道事問大防曰：『何故除外任？』大防曰：『外面難得可移之人，宗道已多時。』摯曰：『宗道雖久，乃是權侍郎，改為正侍郎及今方百餘日。』大防愕曰：『是是，然終須作待制，只是差早爾。』摯曰：『不然，只恁觀之不為過，若比眾人則太優。陸佃為正侍郎五年，才得待制知潁州，梁燾兩為諫議大夫，又為中丞，又為權尚書，請郡止得待制知鄭州。天下公議亦可畏，不知外人如何說此差除也。』大防默然久之。逾月，宗道仍歸故官。蓋大防畏公議，因事改前過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右正言劉唐老言：「臣伏睹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竊詳此法，蓋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之文，複於去取議論，所主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策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緣舉人所系利害大者，在於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閑，二者分為約束。如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經術、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治經者必以義對為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為重。臣欲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捨，策論止於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依舊更不分經考校。如此則主司議論既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朝廷詳酌施行。」從之。（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在十一月二日，今並此。舊錄：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劉唐老言：「請治經舉人以大義定去留，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去留，並以論策定高下，仍依舊更不分經考校。」從之。按元祐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請，今並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揮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於後。）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見朝廷近緣臣僚上言，頒行貢舉條制，治經之人以大義定去留，論策定高下；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取捨，經義、論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為朝廷不復更取經義策論，學者相語以專事詩賦，不須考閱經史。蓋以進士應舉，以得失為重，高下次之。今以詞賦定去留，則學者必盡力于詩賦，以幸有司之選，何暇以高下為計邪？臣竊觀今次科場，以兩科均取進士，府學試經義者，絕十分之二。以利害計之，將來學者必皆趨習詞賦，天下之士皆應詩賦，而有司又執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學者為文誦書，惟一意於詩賦，不復治經閱史，探考義理之學、歷代成敗之跡。雖試義問策，僅如昔時帖墨耳。竊以朝廷昨來複添詩賦，蓋緣自改經義以下，學者苟簡，不該他書，不曉聲律，故令兼習詩賦，與經義並行，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經義而尊詩賦。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經義，當時又豈複以經義為第一場，又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潛消經術，專進詩賦，黜理而尚辭，遺實而取華，不亦過歟？臣竊聞太平興國八年，太宗下詔曰：『進士舉人，只務雕刻之工，罕通緗素之學，不曉經義，何以官人？宜令禮部貢院，特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惟以念誦為工，罔究大義。』真宗曰：『前已定進士兼取策論，諸科能通經者，別加考校。』至和貢舉條：詩、賦、論、策四件並上上，為第一等；三件並上次以上，一件中上，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為第二等下。熙寧四年罷詩賦，以經術、時務、義理、文詞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觀之，自祖宗以來，固欲兼用詩賦，又以策論通定去留高下，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為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為緣不分經考校，故當時定四場通取之制，不亦過歟？言者以為主司以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隨習尚，互為升黜。臣以為學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取其優長，故無遺才。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又何害耶？今就專以詞賦去取，若賦不合格，則經義、策論雖精深閎贍，不可複取。如此則博學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詞賦之學，最為難工，治平以前，學者久習，精者猶鮮。況新複此科，進士尚以聲病為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況專以詞賦去留，不免強取疏繆之文，以應法充數。則是詩賦雖繆，以法而不得不取，經義、策論雖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實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祐二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使無失人之弊。」

　　又言：「臣昨具奏論科舉條制不當專用詩賦去留，乞依元祐二年指揮，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之務，莫重於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術，則天下之士知所學而不流於淺陋。取之非其道，則學者日趨於卑近，而以苟得為意。夫士之所學，以知道燭理為主，而文辭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燭理所以應務，能文所以達意。此三者，士之所學，不可偏廢也。朝廷以熙寧未改經義以前，祖宗相循，以詩賦、策論取天下之士，詩賦取其雅麗清新，協比聲韻，以文辭為主；論策取治經習史，曉達世務，以知道燭理為本。以此四者參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觀博習以求應選，不敢專一技以希幸得。故歷朝以來，名臣閑出，勳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聞以詩賦專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詩賦去留天下之士，則為師者惟以詩賦為教，為友者惟以詩賦為習，父以詔子，兄以詔弟，無不一出於為詩賦，是天下之士，惟文辭之為習，不復治經閱史，研究理致，講求世務，雖有經義、策論，殆為虛文爾！十年以後，新學後進，漫不知有義理之學，風俗日靡，入於卑陋淺薄，固非細累。國家列聖相繼，升平百有餘年，教化涵養，歲積日靡，士之所學，宜益純正，士之所習，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詩賦，潛消義理之學，非所以獎養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則非順，下原學者之心則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詩賦之本意。伏望陛下詔執政大臣審計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均後疏稱以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今並附劉唐老建請之後，更不出其月日。）

　　庚申，講書終篇，賜禦筵於東宮，宰臣、執政、講讀、條注官預。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