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元祐五年（1090）正月(2)

元祐五年（1090）正月(2)

　　己醜，戶部言：「諸路起發正綱及附搭官錢到京，例皆少欠。元豐公式令諸州解發金銀錢帛，通判廳置簿，每半年具解發物數及管押附載人姓名，實封申省。元祐敕誤有刪去，合重修立。」從之。

　　三省吏任永壽等以吏額、祿文字了當，推恩。（此據劉安世章，附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文彥博起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是年九月，劉摯、王岩叟再上疏論韓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韓忠彥複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賈易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曰：

　　臣聞聖主記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勸而天下安，是以賞一人而天下趨之者，誠以不僭不濫而得之至當也。則有紀于太常，藏諸盟府，燦然與日月齊光而傳之不朽，又況有能為誕謾以誣亡歿而盜其勳業者哉？

　　恭惟仁宗皇帝聖德居位，躋世隆平，享年長久，而繼嗣未立；英宗皇帝歷數在躬，龍潛藩邸，天下歸仁，而位號未正。韓琦忠義動金石，精誠貫白日，建言定策，為宗廟萬世之福，人神之所慶佑，夷夏率皆悅服，故其生則位極台鼎，死則配享廟廷。神宗皇帝紹休聖緒，緝熙帝業，知琦有大勳勞於天下，故尊寵異數，褒嘉盡禮，始終一意，恩榮絕等；猶以為未也，又親撰其神道碑，以「兩朝定策元勳」為之名，昭示天下後世。不刊之烈，雖山河之誓，無以加此，世世忠臣義士，孰不激揚而嘆服！

　　不幸十數年之後，有國子監博士王同老上疏，自言其父堯臣在仁宗朝嘗任參知政事，於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罷朝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宰臣文彥博、富弼數陳宗社大計，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各求罷免，必冀開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既而仁宗漸安，事遂少緩。其後，韓琦卒因堯臣、文彥博、富弼論議緒餘，決定大議。又自言罷任趙州過北都，文彥博道及此事，且曰彥博與先君及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於自發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彥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親筆撰立英宗皇帝為嗣制草及劄子草本共三道，謹緝綴封進。於是神宗皇帝因文彥博入對，詔問其事，令作文字進呈。彥博劄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仁宗聖體康寧，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壓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于宮中者？』堯臣以指書案，作『下貫』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雲：『沆欲袖紙筆於上前親書。』翊日，於垂拱堂，臣等四人具奏：『春中服藥，內外人情非常憂恐。』蓋謂儲副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仁宗淵默寡言，欣然嘉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再三論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雖淵默，而首肯之。是日晚，臣等再聚議，謂翊日必得旨，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歸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對，複申前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是年八月，乞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府，堯臣尋卒。」

　　竊尋同老之言，謂：「仁宗不豫七十餘日，內外寒心，堯臣與文彥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為嗣，又率同列求罷免，仁宗感悟許之。彥博令堯臣草制，定立英宗為嗣，而仁宗漸安，遂少緩。」彥博則言：「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至四月初，聖體康安，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問堯臣必得賢嗣之言，堯臣以指書案，作英宗藩邸舊名。翊日，臣等具奏，以時立嗣，仁宗欣然嘉獎。臣等再三論奏，嘗選賢者育于宮中，計無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堯臣密作詔意。翌日，複申前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無憂。』」是說與同老之言前後抵牾，自相矛楯，灼然易見。

　　兼詳彥博所陳，則仁宗未嘗拒而不納，何因堯臣率同列求罷免，以必冀開納？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詔意，將有待於得請而進呈以行也，彥博言「仁宗雲，朕意已定矣」，同老亦雲「仁宗感悟許之」，則彥博、堯臣等何為不奏知已草詔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請立宗室為皇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者，其危疑機會，間不容髮，肯容大臣方共謀議，已竊草詔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兒戲？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請，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彥博所言「臣等得此意旨，謂無疑矣」，何至八月乞召韓琦為樞密使，欲當重事，而繼有議論，直至彥博補外、堯臣身死，而竟無定議？則所謂仁宗「欣然嘉獎，朕意已定」者皆為何事耶？此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過北都，彥博語及堯臣忠義，乃言「與富弼皆當日協心論議之人，難於自發明。」推跡此言，恐涉相期附會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富弼于治平中辭免進官表雲：「竊聞制詞敘述陛下即位時，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臣雖曾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秘其請，于陛下則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如弼此言，則何有至和三年與堯臣、彥博堅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

　　又韓琦初作宰相日，有劄子言：「近歲已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禦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系心，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為嗣。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觀琦此奏，方以擇宗室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則至和中決無定議明矣。同老乃以琦謙挹不自有其功，謂聖意先定，遂取以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極耶！

　　又李清臣狀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乞選立皇子，他日，複進曰：『惟萬世之業，不可不慮。臣備位塚宰，思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立弟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乎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公複啟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搖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又詔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藳。」由此觀之，堯臣輒草詔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為兒戲然，豈亦常竊議而妄作之，終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遺藳雖在，亦何足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爾。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勳，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況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可欺也？

　　加以神考聖作之碑，最著於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子。陛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懇辭不就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竊憂之。』帝悟，遂立為皇子。」由此論之，謂因堯臣論議緒餘，決定大議者，妄也。又太常諡議，謂：「琦素蘊忠義，尊立明聖，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顧大臣所不敢議，而身先之。」彥博自為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顧，定社稷於須臾。」然則琦之殊勳偉烈，雖平、勃、霍光不足比倫，而堯臣碌碌備位之人，曾何足算，顧足預於此乎？

　　若夫包拯、范鎮、司馬光、呂誨、王陶則皆能抗論激切，以天下為憂。包拯則曰：「方今大務，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則枝葉之患何恤？」呂誨則曰：「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範鎮則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擇宗室賢者，以系天下人心。」司馬光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系遠近之心。」王陶則曰：「去歲，陛下發德音，稽故事，擇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後成命稍稽，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是數人者，則皆憂國忘身、攄意敢言之人，其言則著聞於世，非如同老所訟堯臣私竊計議，而未嘗敢發之事，妄欲希覬恩賞，而欺誣白日者也。

　　臣昔在疏遠，傳聞同老之疏與朝廷褒稱之詔，以為堯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韓琦定策乃為緒餘之論。臣於是時，竊懷憤懣，深歎真主在上，而小人詐險得行，自傷其身卑賤，無路叩閽，隳裂肝膽，以明大義。因往來四方搜采公忠信實之言，以質其真偽，前後所得詔敕、碑誌、表狀、書疏、傳記、諡議、祭文等凡二十餘篇，參考本末，可謂詳矣。今備數言路，稔聞史臣論撰先帝實錄，未能決議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訓萬世，苟史臣顧避，不敢建明是非，而並載方冊，傳疑於後，恐不足為一代之典，其體不輕。臣是以敢觸冒讎怨，援據實理，陳天下之公言，非特發韓琦千載之忠實憤懣，誠欲敬述仁宗與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聖謀如皦日麗天，後世無敢竊議而獻疑者，臣雖隕身，死無所恨。伏望聖慈深賜省覽，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詔史臣，直筆無隱，以伸正論，天下幸甚！

　　貼黃稱：「同老碌碌庸人，見利忘義，固不足責，所可惜者，韓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載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獨建大議，援立聖明，以安社稷，垂福無疆，聲名事業，近古未有，一旦無根橫議，攘而取之，虧忠義之實，悖廉遜之風，所損豈小哉！且君子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臣竊傷一代名臣，其志與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終究其說，使賢德晦而複明，公議缺而複著，誠有補於仁聖之治，伏乞哀憐幸察。」又稱：「議者謂韓忠彥方在政府，而臣論辯其父勳勞，恐招附會之言，無乃避其形為是乎？臣則以謂不然，蓋天下公議為之標的，若謂忠彥形跡可避，孰與文彥博位勢極人臣之貴乎？夫天下以為忠義之事，人有盜而揜之者，忠義之人所當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規規小嫌是畏，而為自全之計，是公朝無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聖聰明，如韓琦定策大事，必聞之最詳，伏望浚發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筆傳信，為萬世法，豈不盡善盡美哉？臣不勝昧死祈天之至。」又稱：「范鎮凡十餘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後；呂誨、司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後。果如王同老所陳，已有定議，則此數人何為激切開陳如此之至耶？猶足驗其狂妄不實。陛下纂承大寶，實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與子之意，而蔡確輩尚敢希冀盜取定策之名，蓋其竊跡有自來矣，不可不察也。國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賜降出臣此疏，使之決疑傳信，則恐他時不免追改，其事不細，所宜深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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