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正雅樂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五］本卷校改各條，除文下注明者外，均以《宋史》一二六—一二八《樂志》為依據，並參考薛《鑒》。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複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樸所造律准，考按修治，並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禦觀文殿，取律准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並見工人。帝禦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樸所造律准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樸創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于錫慶院鑄之。既成，奏禦。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並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複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製作皆不效。

　　複字複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鄕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言］：據薛《鑒》補。「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詔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鬥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鬥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銘曰樂鬥。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

　　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不相淩謂之正，迭相淩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淩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禦制《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准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匭）［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釜，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匭）［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並定以聞。

　　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複將實龠秬黍再累者較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鬥，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複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

　　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並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複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複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

　　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並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推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複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複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玉。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禦制《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征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征聲自同本律及禦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築、瑟五器，本無清聲；（三）［五］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禦制《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中；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後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核，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曆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蠟、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鄕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雲：『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于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範鎮是之。時胡瑗等制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陽］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製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照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複。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複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龠，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雲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製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複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義？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帝禦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樸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雲：「粵朕皇祖寶和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禦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圭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雲『下而擊鞀』，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製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幾、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幾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範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幾、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預焉？」乃複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樸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才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幾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鬥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置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祀）［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置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閏］據《宋史》一七《哲宗紀》補，下文「閏月甲辰」四字重，刪去。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于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以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忍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敘：「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抵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幾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製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系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于樂［理］。

　　徽宗崇甯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築、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樂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于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余矣，蔡京複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範鎮之役，稍窺見其製作，而京托之于李良雲。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諮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製作，以文太平，蔡京複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製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為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郊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征。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皛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𬭚、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龠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禦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于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魏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制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子，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征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征、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征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征、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幾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幾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政和三年五月，帝禦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于宴樂，舊闕征、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制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征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征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征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征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征、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征則戰，故冬禁宮、征。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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