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樂志二_學達書庫

樂志二(1)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睹禦制《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准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右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並定以聞。

　　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複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鬥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複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並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複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複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並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複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複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並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禦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禦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內出禦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禦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

　　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

　　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准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雲：「半者，准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于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

　　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

　　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僣，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

　　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築、瑟五器本無清聲，五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

　　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于鄭聲，不可用。

　　詔可。

　　七月，禦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鐘為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鐘為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九月，帝服靴袍，禦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台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禦撰明堂樂曲音譜，並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制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於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為鎛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後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核。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傳，曆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蠟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

　　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祥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幹、羽，真宗廟用羽、龠，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幹、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製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有行遠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還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複。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盛；洎朕之承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複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並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鬥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鐘容九鬥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雲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律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製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複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禦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九月，禦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並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丞，逸複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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