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10)

卷九十四匈奴傳(10)

　　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於」。護於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雲、當遂勸鹹和親。

　　天鳳元年，雲、當遣人之西河虜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遊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幫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

　　天鳳二年五月，莽複遣歙與五威將王鹹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至塞下，單于遣雲、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於」，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雲、當，令自差與之。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

　　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屍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

　　呼都而屍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雲女弟當于居次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雲、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雲、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併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雲、奢亦死。

　　更始二年冬，漢遺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雲、當余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複尊我！」遵與相牚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後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李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後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禦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複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裡。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籓，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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