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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極去


  「到南極去……」
  我站在宿舍樓的傳達室外面,手裡握著話筒,幾乎難以相信這會是真的。
  電話是我工作的單位——光明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打來的,這已是晚上8點多鐘。一個星期以前,我在武漢採訪一位中年軍醫,回到報社後,一篇近萬字的報告文學送進了工廠的排字房,這時我感到渾身疲憊之極,我確實太累了。
  但是,電話中分明是副總編輯的聲音:「經過編委會研究,決定派你參加南極考察的採訪。具體情況,明天上午你來報社面談。」
  電話掛斷了,我卻久久忘了放下話筒。
  頭上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樓切成不規則的鋸齒形,10月的秋風已送來陣陣寒意。我仰望著那高不可及的蒼穹,有幾顆發出微光的星星朝我嘲弄似的眨眼。對面的高樓裡飄出忽高忽低的音樂,像一股山澗流出的清泉,從我的心頭滾過,流向遙遠的平川。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難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誰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冬天。寒風凜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單調的土黃色,旋風不時卷起一陣沙塵,把地上的落葉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剛亮,我就早早地騎著一輛自行車,飛快地從西郊海澱奔向西直門。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過春節,只有我們幾個窮學生還待在舉目無親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親的川資對於我們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儘管千里之外的慈親望眼欲穿,我們也不能回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風,自行車把我從郊外送到繁華的王府井大街。還要補充一句,那年月,我們這些住在西郊的窮學生,進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記得在大學待了6年,除了參加國慶遊行,由清華園坐火車到朝陽門,然後步行到東單,幾年裡進城的次數寥寥無幾。存了車,我便徑直奔往外文書店,目標很明確,我用積攢的零花錢買了兩幅地圖,俄文的南極和北極地圖。那時候,外文書店還經銷蘇聯的原版地圖,現在大概很難遇見了。
  兩幅原版地圖花了多少錢我已忘了,大約不太貴。還買了一張油畫的印刷品,畫面是雨後的橡樹林,金色的陽光透過濃密的樹冠,映出雨後的林中水窪,俄羅斯畫家的作品。但是我更珍惜那兩幅地圖,它們一直保存在我的身邊,直到十年浩劫,連同我的十幾年的日記一起燒了。
  記不清楚當時為什麼跑到王府井去買這兩幅地圖,也許是青春時代的夢吧,那時候做過好多天真的夢,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好笑。但是,當時的我卻是挺認真的,當作那麼一回事。年輕時生吞活剝地胡亂讀了一些書,南北極的探險記,阿蒙森、斯科特征服南極的英雄壯舉,尤其是俄羅斯和蘇聯作家筆下的北極,那廣闊的冰原、奇冷的冬天、神奇的白夜、擠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駕著狗拉爬犁的愛斯基摩人和北極探險者,都引起我的無限嚮往。當然我知道,不論是北極和南極對我都是遙遠的,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月球,但我仍然幻想著,幻想有一天去遠征那個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時代的夢很快就從腦海裡遺忘了,那兩幅地圖的失去也並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時光的流逝使我變得更加現實,不再去作無謂的空想。在祖國960萬平方千米的錦繡江山裡,我盡可以充分利用作為一名記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遊,去發掘生活的寶藏。我曾經這樣想過。
  可是,鬼使神差,南極洲突然闖入我的生活,攪起一陣不小的波瀾。1981年春天,我跑到北京東郊國家海洋局一幢簡陋的招待所,纏住了剛從南極歸來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輕的海洋學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地貌學家張青松,作為我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應邀到澳大利亞在南極的凱西站訪問。我是從新華社的消息獲悉此事的。我從直覺出發,感覺此事的深遠意義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說句冒昧的話,新華社的報道雖然發表在先,但我認為還有深入採訪的必要,儘管這個饃別人已經啃過,但我還想再嚼它一嚼,也許還有不少令人感興趣的內容。
  我在招待所找到董兆乾,這位熱情豪爽的山東漢子,向我詳盡無遺地談了他們在南極度過的難忘的生活。我像一個執著的礦工,抱著不挖盡寶藏決不罷休的「磨」勁,整整泡了他一天,從早上到深夜。後來,我又找到張青松,補充了幾個細節。這樣,幾天之後,一整版的報告文學《啊,南極洲》,在《光明日報》科學副刊發表了。
  這是一個契機,它重新點燃了我心中早已熄滅的對南極洲冰雪世界的熱情。這裡,也必須提到社會的需要所起的推動。《啊,南極洲》見報後,引起了出版界的興趣,我所知道的就有4家出版社把它收入集子裡,這還是其次。在這以後的幾年,還有幾家出版社和雜誌社約我寫南極的書或者文章,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幾本小冊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它們微不足道,但是我卻因此比較系統地看一些有關南極的書籍,積累了南極的一些資料。我的好朋友李元同志,他是北京天文館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天文學和地學方面古今中外資料的收藏家,每次見到我時總是誠懇地對我說:「你應該到南極去一趟……」
  我總是對他報以未置可否的微笑。說心裡話,我對人生絕不會抱什麼幻想。南極需要人,但需要的是科學家,我去能幹什麼呢?何況,這樣的機遇是無窮小,無論如何是不會輪到我的頭上的。
  1984年10月25日,我早早來到光明日報那幢米黃色辦公樓,不知道約我前來的副總編輯開什麼重要會議,直到下班前10分鐘,他才從會議室裡出來。
  一切都決定下來了。
  「事情就是昨天電話裡講的,」他用手推了推鏡架,又從檯曆上撕下一張日曆,那上面記著一個電話號碼,「你可以直接跟南極考察委員會辦公室聯繫,喏,就是這個電話。」
  他接著又告訴我,我國首次南極考察的大批人馬即將動身,11月中旬船隊從上海出發。「你怕是來不及了,」他說,「時間不到一個月,辦護照和各種準備都來不及,乘船去可能不行……」
  「那……怎麼去?」
  「『南極辦』的意思是坐飛機去,到阿根廷和船隊匯合。」他含含糊糊地說。
  談話結束了,我的漫長旅行就在這一天決定下來。我將由北京飛往美國,然後由紐約到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最後抵達火地島的烏斯懷亞港,在那裡登上我國科學考察船「向陽紅10號」,奔赴南極……
  對於我來說,只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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