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盧溝橋(39)_馬立國

三九

　　日本外務省通過了《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表示：「……採用公正的態度……形成日中間的友好關係。」

　　4月16日，日四相會議，又強調「必須以公正的態度」改善與華北當局的關係。

　　4月間，華北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邀請宋哲元、張自忠赴日參觀陸海空聯合演習。表示親善和友好。

　　宋哲元以不能分身為由，派張自忠率代表團前往。行前，田代司令官，日駐天津總領事堀內干城、海軍大佐久保田等，設宴為張自忠餞行。出發時，田代與堀內又特派代表到車站送行。代表團分兩路訪日，訪日期間，日顧問笠井半藏，櫻井德太郎親自引路，形影不離，表示了高度友好。

　　除此之外，華北駐屯軍還撥給二十九軍1個營的三十八式野山炮。這也是件空前絕後的事。

　　在這同時，日本也極力改善與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關係。

　　人們對這個寧靜的春天感到驚異，許多人相信，中日兩國已經共同度過了嚴重的危機，所有懸而未決的糾葛與矛盾將會一一獲得解決。

　　絕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張自忠率軍事代表團能夠理解嗎？

　　張自忠率代表團訪日消息發出，全國上下，輿論譁然，一時間成了國內輿論關注的中心。許多人不理解宋哲元為何在全國抗日氣氛高漲之時，出此親日之舉，而中央政府對此緘口不言，使人們疑心重重。全國上下質問宋哲元的信件如雪片飛來。宋的故舊，甚至親自乘火車北上，當面對宋詰責。

　　不久，斥責之聲驟起，指斥宋在擁護中央同時，又背離中央。《中央週報》在一篇題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

　　「（日本）軍部之意，除使張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強，自動徹底親日外，則欲拉住冀察一部實力派頭腦簡單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無形中做到破壞我收拾華北計劃。」

　　「實力派頭腦簡單分子」顯然是指宋哲元一夥。

　　人們還猜測宋等有政治企圖，張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駐北平特派員程錫庚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說：「宋哲元有通過張自忠訪日，繞過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與日本政界商談冀東、察北收回問題。」

　　另一方面，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對張自忠訪日也非常警惕，在兩軍聯席會議上，決議反對張利用訪日之機，和日外務當局商談冀東和察北問題。

　　宋、張在日駐軍的強烈反對下，為了緩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飾。在回答英國駐天津總領事阿弗榮克的詢問時，張自忠解釋說：「這僅是一次禮貌上的訪問。」在啟行前對新聞記者也強調：

　　「此次系旅行性質，並考察日本軍政商航空等狀況，俾作借鏡，如有機會，亦將與日本朝野人士一談，但並無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對新聞界表示：

　　「中日為遠東大國，應對於遠東事件，共同負責，否則他人獲益，而中日兩國俱蒙不利，渠希望兩國負責領袖，各瞭解其本國地位，而勉力消除現有困難，並根據平等原則，以增進雙方之繁榮與和平。」

　　諸位看到宋將軍以上講話也許會感到驚訝，話雖未講到「中日提攜」，「東亞共榮」，話中實際內容已與其相同。把其講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國人和日本人應該團結起來對付英國和美國。

　　令人似乎很難理解當時的情況。日本人肆無忌憚地侵佔中國東北又進一步蠶食華北，中華民族已經到生死存亡關頭，為什麼中國的領袖們，尤其如宋哲元這樣的愛國將領，也不斷地提出「對遠東共同負責，否則他人（他人顯然主要指英美）獲益，而中日兩國俱蒙不利。」為什麼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敵人靠攏，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邊的民族？

　　因為中日兩個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習俗、政治傳統、面孔文字、繁文縟禮、心胸狹隘、思維方式、說話兜圈子、生活惡習、官本位、窩裡鬥、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處。不過，這些還屬次要。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的社會情況幾乎沒有差別。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強盛。日本貌似學習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而實際上仍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主義的專制制度，天皇還是「現人神」，更加強了專制的內容。其根本不同點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基於人權與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於東方式的專制制度。西方式的強盛是基於民主的強盛，日本的強盛是基於專制獨裁式的強盛。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徵，後來蔣介石解釋為「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權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為順序是統治者向小民恩賜，並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時希望民主，做了領袖就開始懼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國人都想國家強盛，是歐美民主式的強盛還是日本獨裁式的強盛？所以，當時中國人被日本人打得焦頭爛額，中國的領袖們和日本的關係，也還是剪不斷，理還亂。

　　話說回來，雖然當局感到兩國大戰難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開始緘口，《中央週報》一發文章，這事兒就等於完全推給了宋哲元、張自忠。宋、張有口難言。

　　當時，華北的形勢，無論在「經濟提攜」的談判桌上，還是在「燒餅夾肉」式的軍事演習上，都是處於僵局。可是同時，日本政府卻派經濟考察團來華，受到蔣介石等頭面人物多次接見和熱情款待。華北駐屯軍力圖打開與二十九軍的僵局，所以策劃宋哲元、張自忠等訪日。

　　華北駐屯軍為什麼單單看中宋、張？將二十九軍的高級將領分成兩派，即：親日派和南京派，宋、張屬親日派，馮治安、秦德純，佟麟閣屬南京派。邀請宋、張訪日，既是反間活動，又是拉攏他們，使他們進一步瞭解日本的軍事實力。鑒於華北的「抗日空氣駸駸乎彌漫京津一帶」而有必要採取新對策。1937年3月底，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遂主動邀請宋哲元組團訪日，費用由日本退還庚子賠款中撥支。

　　宋哲元接到邀請後，真有點左右為難。鑒於到日本兵營吃飯而被迫簽訂「經濟協定」的教訓，現在再深入敵國，再遇要挾，如何轉圜？難道自己去做現代的蘇武？還沒有蘇武那樣光采照人，恐怕更不會留名青史。但若拒絕，又擔心會使局勢更加惡化，甚至有與日方立即決裂之險。宋與張自忠、秦德純等再三商議，宋決定以自己身體不適，改派張自忠代替自己訪日，以李代桃僵之計敷衍日方。

　　4月中旬，組成了以張自忠為團長張允榮為副團長的「冀察赴日考察團」。主要成員有：三十七師的何基灃旅長，三十八師的黃維綱旅長，一四三師的田溫其，一三二師參謀長徐廷璣，天津市政府交際主任兼中英文秘書翟維祺，天津市政府參事徐維烈、邊守靖，天津市商會會長王文典，原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陳中妥等，加上隨行家屬共20余人。赴日考察團啟程前，宋哲元特別約集劉汝明、馮治安等人為張自忠餞行，囑咐要事。外人不知，還以為像諸葛亮送劉備去江東相親，親授錦囊妙計，或是燕太子丹送荊軻去刺秦王，擊築而歌。結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對張自忠一再叮囑：「要為中國人爭氣，要住最好的旅館，錢該花的不要小氣，別叫小鬼子看不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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