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軍事·軍旅 > 血祭盧溝橋 | 上頁 下頁 |
二〇 |
|
「……學生是對的,因為他們不能坐看外國的侵略;政府也是對的,因為他們想避免一場必敗的戰爭。學生不能體察到開戰以後的局勢,而政府必須取得青年的擁護,才能完成他苦心撐持的政策……」 秦德純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講過類似的觀點。可是當時政府舉措維艱,與青年之間距離難以彌合。1936年1月16日,蔣介石以行政院長的名義在南京中央軍校接見師生代表。在這之前左派學生就以「聽訓」之詞嘲侮赴京代表。蔣的3個小時講話,雖得到與會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遠影響。宋哲元「軍隊都沒有辦法,學生又能起什麼作用」的話,同樣遠遠沒有料到「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也許遠遠超過了他們10萬大軍的力量。 當局是不會聽學生和民眾意見,官本位國家的傳統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哲元為首的華北當局還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長城抗戰樹立起來的二十九軍形象,使民眾大為失望。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前沒敢公佈日期,18日淩晨從東單到外交部街一帶佈置大批軍警,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成立大會極為冷清,到會來賓、記者、工作人員共20餘人。宋哲元致開幕詞後,委員代表李廷玉講話,成立儀式只用20分鐘就草草收場。 接著舉行首次委員會議,宋為委員長理所當然,推選常委三人,即:秦德純、劉哲、王揖唐。秦德純屬西北軍勢力,劉哲雖然是前教育總長,屬東北軍系統,王揖唐是前國務總理,典型親日勢力,這三個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個人員安排,最高顧問非土肥原莫屬。其中委員如下: 西北軍勢力: 秦德純(北平市長) 肖振瀛(天津市長) 張自忠(察哈爾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軍參謀長) 門致中(原西北軍軍長) 東北軍勢力: 萬福麟(前黑龍江省主席,五十三軍軍長) 劉哲(前教育總長) 胡毓坤(前東北軍軍長) 程克(前天津市市長) 親日勢力: 王克敏(皖系幹將,行政院北平政整會代理委員長) 王捐唐(前國務總理) 高淩霞(前國務總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賈德耀(皖系舊人) 冷家驥(資本家) 不久,在日方堅持下補充親日勢力,齊燮元、湯爾和、石友三、曹汝霖、陳覺先等。以後又以各種名義安排了平津地區下臺軍閥、失意政客和親日漢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堅武、張弧等。這些人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全部倒向日本人,積極參加了偽政權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敵偽時期華北政權。 這些親日分子中,身居要職,能量很大又深為國人切齒的人物,惡行不勝枚舉者,不妨再介紹,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樓與宋哲元祖父是同學。後來潘文樓在廣西做知府,宋的父親宋湘被潘聘為家庭教師。1935年7月潘與白堅武、石友三發動北平叛亂,未果退隱天津,後又到北平。抗戰時期紅極一時的名為中國人實為日籍電影明星李香蘭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長大,潘收其為幹女。在貧窮落後的中國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鳳毛麟角,家中有紅外線抽水馬桶,每日24小時可洗熱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現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任政務處長,其貌似為宋出力實為內奸,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其不斷把軍事情報密報日方。事態嚴重以後,每次軍事會議情況,軍力部署調動,日人瞭解一清二楚,主要情報來源即出於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戰失利,佟麟閣將軍、趙登禹將軍殉國,即因潘的出賣。 石友三在7月叛亂失敗以後,逃回天津,四處活動以圖再起。石覺得混得無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雙喜。這個女界名流對他也很仗義,每天不叫他掏出三萬塊銀元絕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軍時是宋的舊部,二十九軍佔據平津以後,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為籠絡住石,免其鬧事,與石商量,任石為冀北保安司令,並把陳光然等兩個團交給石指揮,同時將石自己拉起的人馬再編兩個團。石知宋意,把陳光然交給他,實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聲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馬必很困難。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籤為「上上」,石高興地帶著姨太太和十幾匹寶馬到北平安定門外的黃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際,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變」之前,石獲悉東京、北平在傳聞「七夕之夜必發生柳條溝事件」(柳條溝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條溝引發「九·一八事變」)石馬上驅車在北平城裡四處尋找日本大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見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兩軍發生衝突,我部決不與日方為難。」宋哲元撤出北平時挾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勢混亂收羅散兵,擴大實力,不久即擴充到12個團。土肥原這時已被任命為師團長也在魯南一帶,石又與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後來被高樹勳將軍誘捕勒斃,埋在黃河沙灘裡,讓他魂歸大河了。 石友三與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義凜然旗幟,呐喊所謂救亡口號。明知自己不光明,卻用光明的口號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對自己投敵卻毫不遮掩地說:「沒有當過漢奸的人,以為漢奸好當,當過漢奸的人,真他媽的王八蛋才當漢奸。」 這也是漢奸的一個種類! §第七章 日本國內軍人叛亂 曾在燕京大學讀過書並參加「一二·一六學生運動」的一名奧地利學生在1939年著書,書中提到: 「中日之戰,在中國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遲了五年。日本容許中國準備五年,始行開火,是太遲了;中國如在1937再堅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國作戰……」 20世紀30年代日本正面臨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由於軍費支出連年直線上升,迫使國家總預算連年有增無已。昭和6年(1931年)由於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軍費支出占全國總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彌補巨額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發行公債和多印鈔票,從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日元貶值。再加上勞工工資降低,米價跌落,益以歲荒,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失業人員躑躅街頭,勞資糾紛層出不窮,都市農村經濟同時陷於絕境。昭和7年(1932年)年底,平均每一農戶負債2000日元。各地報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驚心的社會新聞,諸如「生計日艱,懸樑自盡」、「走投無路,父子自殺」等等。 |
學達書庫(xuoda.com)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