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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示威團分五大隊,第一隊由東北大學領導,第二隊由中國學院領導,第三隊由北京大學領導,第四隊由清華大學領導,第五隊由燕京大學領導。集合地點為前門外天橋。傳單上只涉及反對華北自治,爭取救國運動自由,未對政府攻擊。學生出校即遭軍警攔截,學生沖出,到南長街口,警察又持水龍向學生噴射,為學生所奪,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隊至天橋集合後,就地召開市民大會,籲請抗日。呼口號散傳單,市民給予同情支持,爭送茶水等。隊伍遊行至前門大街,遇二十九軍武裝巡邏隊,攔路不許前進,領隊向前交涉,二十九軍軍官回答:「你們是對的,但我們勻奉上級命令,不得不攔。」相持5個小時,學生隊伍遂分兩路,一向宣武門西行,一向前門北行。西行隊伍至宣武門始知門閉不得入,清華女學生陸璀爬入城門,欲扭門鎖開城,為軍警所執,第二天即釋放。清華、燕京收隊先歸,其他學校同學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風侵逼,學生終日挨饑忍凍,晚9時後始擬收隊,分往東北大學及東城各學校投宿。軍警乘黑夜之中,皮帶、刀背交下,學生多有受傷。事後檢查,重傷者75人,輕傷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蹤者25人。

  兩次學運正面史實雖僅如此,但其波濤動盪至為壯闊。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廣州(12月12日)、濟南(12月16日)、長沙(12月18日)、武漢(12月17日),各地大中學校紛紛響應,遊行罷課請願,反對華北自治,釋放平津學生,討伐殷汝耕。一個月間風潮擴至35個城市,遊行示威次數多達65次。是最為普遍的一次鼓動宣傳運動。

  「一二·九」學生遊行之時,土肥原賢二偽作群眾擠在人群中觀看,第二天即在《滿洲日報》上發表言論,稱「此次運動是受國民黨和共產黨鼓動的。」土肥原的言論也許是他的猜測,或是有意這樣解釋!國民黨鼓動自己的國民反對自己,似是不通。說是共產黨鼓動領導則是真的。高橋坦武官于第二次遊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適操縱學潮,要求驅逐蔣、胡離開北平,並懲辦預防不力之軍警。

  第二次示威運動之後,學生中大部分主張作第三次遊行,但未被學聯會接受。學聯會接納了清華、燕京學生要求,組織擴大宣傳團,向平漢線附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此議在第四次學聯大會中通過。

  擴大宣傳團系由平津學生聯合會共同組織,分五大隊,下分大中小各隊及排班,再設常務、交通、組織、總務、糾察、調查、救護各組,悉採取軍事化組織領導與方法。

  各隊預定1月8日在固安會齊,召開大會。全團學生達3000人,但宣傳成績不佳。民眾參加聽講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會因宣傳口號,發生左右派之爭執。

  右派主張,宣傳口號只限抗日,左派主張宣傳抗日並用倒蔣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右派憤恨共產黨人從中利用,退出宣傳團。左派將所余團員重加整編,約定1月10日會於保定。但兩日之後,各隊均被冀察政務委員會便衣探警分別截回。各團返平後與燕京、清華,東北大學等團體合組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其組織採取民主集中制,實行列寧路線。1936年1月人數為300人,9月發展到1200人,占大學生總人數1A10,此支有組織有紀律的志士,逐漸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運動」的前十天,中國共產黨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呼籲工人、農民、兵士、學生同心抗日。「一二·九運動」之後,中共再度發表告全國學生民眾書,對華北學運備致欽敬,並請工農兵學不問信仰與否,一律共同參加抗日,組織國防政府。恰與軍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對付學生成為鮮明對照。青年心理,何去何從自可明瞭。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國赤化,今日反使中國共產黨勢力深入華北,全民抗戰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國民政府之下。

  中國近代史有兩個明顯的特殊現象,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鮮見。一個是學生運動,一個是漢奸現象(漢奸現象下面再談)。中國近代史中學生運動迭起,世界各國學生運動都不像中國學運有其鮮明特點,有其鮮明的社會性、時代性、民族性。一個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之後若干年這個舊政權消亡,以學生運動提倡的新思潮,以政黨或政權的思想體系建立新的政權。

  舉例說:

  康有為、梁啟超「公車上書」,康、梁作為參加殿試學生,率百余名學子,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革新,後來戊戌變法被慈禧太后為代表的舊勢力鎮壓,實則已使大清王朝搖搖欲墜。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運動」,反對袁世凱21條,袁世凱坐龍廷81天,引起天下大亂。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學生運動,段祺瑞政府以槍林彈雨對待請願學生。段政府已在風雨飄搖。

  此次「一二·九運動」牽引世局,至為重大。14年後,國民黨被趕出大陸。

  ……

  中國近代史中的學生運動有幾個特點:

  1.與外國侵略有直接關係。
  2.一般在後期分化為兩種觀點,或者出現內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後波及全國。
  4.代表著將誕生的新政權的新思維。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其基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經過北伐初定中原。沒有遠見的領袖們往往取得了政權掌握住軍隊以後,就忘記了中國的一條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蔣介石為何遲遲不進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國家尚未統一,共產黨勢力壯大,經濟脆弱,沒有戰時金融體制,沒有戰時兵役法等等。說到底,是還沒有剿滅共產黨。可是外交外戰不斷失策失利,國人無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變」,連日本首相犬養毅都暗示中國要打一打關東軍的氣焰。可是張學良將軍下令駐守在奉天(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抱著槍躺在兵營裡假裝睡覺,看看日本兵沖進來好意思開槍嗎?現在聽起來像是說笑話,可是這是真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國人都無法理解。尤其令民眾憤怒的是,政府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下得狠心,而對囂張跋扈的日本人卻軟弱無能。中國歷史上不是也有燭之武退秦師,藺相如完璧歸趙等不畏生死的愛國志士嘛,現在怎麼沒有!一個政權將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繼之封住他們的口,鎮壓他們的反抗。自國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過十餘年的歷史,軍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誕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國固有的病毒。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漸漸地意識到中國再不需要一個准皇帝代替一個舊皇帝,一個變相的獨裁代替一個名正言順的獨裁。宋哲元提出的「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雖然提得不是時機——也代表著一種思想傾向。

  在未取得政權之時,強調民意,在取得政權以後,強調綜合國力,也是歷史必然。

  曾參加「一二·一六運動」的一位奧地利學生在1939年著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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