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盧溝橋(17)_馬立國

一七

　　宋哲元明白何講話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時，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幾句，便託病離開，留下秦德純、肖振瀛與何周旋。宋走後，肖拍著胸膛說：「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們，我們絕對可以替中央分勞分憂，撐持局面，保證一切聽命中央。」肖還建議，應以宋哲元代替黃郛，以統一軍政權，加強對付日本的力量。黃郛自1933年「塘沽協定」以後，一直是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說是華北最高行政長官，肖強調以宋代替黃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長官，用不著你何應欽來插手。

　　何應欽、黃郛一直主持華北軍政事務。何不必說，自在日本留學時就已和蔣氏結成親密關係，而且一直是蔣在軍事上依重的第一號幫手。黃郛與蔣的關係更進一層，黃與蔣在日本時結拜金蘭，黃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國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應欽來北平做行政長官，也就是對華北還不肯放手。宋見何時，何代表中央任命宋為冀察綏靖主任，宋堅辭不就，道理也在這裡。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進了頤和園。

　　臨行並發表了書面談話：

　　「危疑震盪的華北大局，自何部長來平，統籌大計，已有轉危為安的希望……此後一切困難問題，當悉聽命何部長負責處理。」

　　史學家謂之，欲擒故縱，此事用兵法解釋自然不錯，其實，當時宋哲元並沒整套對付何應欽的方案，不過是下馬威，常人也會這樣做。蔣認為，宋是個單純的軍人，還是對他有深刻瞭解。如果說將軍們工于心計，昧於方略；對內勾心鬥角，對外鬥爭無方，宋的水平遠遠不如何應欽。在中國官場，即使生性單純，也得認認真真地學習幾套官場套路，否則難治！

　　何應欽並不以宋的態度為意，因為他本來也想脫身，宋的辦法也許更成全他。當前要處理的最主要問題不是對宋，仍然是對日本人，日本袖珍內閣會議上決定華北自治緩行，同時也提出要求，要求華北輕度自治。輕度自治是什麼樣，怎樣「輕度」法？國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當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產以後，中日在華北問題處於僵局，關東軍、華北駐屯軍豈能甘心，而且已經開始謀劃新的方案。所以為使華北平靜而又打破這僵局是刻不容緩的事。何應欽來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長已經反復密商，作出幾條決議，第一條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輕度自治方案，參酌西南政務委員會現狀，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其委員由中央委任，並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如形勢許可，即設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職。這話既矛盾，又有奧妙。「如形勢許可」這句話，實對何應欽脫身非常有利。

　　顯然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的政務機構對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歡迎，一切還都順利，但是保密的，當然是對國人保密。因為這半自治的機構，是對日妥協的產物。雖然宋為委員長，在委員分配，親日勢力參與，對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對日有大步的讓步，國人接受嗎？

　　另一方面何應欽代表中央來北平，傷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買帳。由殷汝耕出面，要求響應自治，並以殷署名寫了千餘言的為民請命書，又組織20餘人打著「北平市民眾代表請願運動」旗幟，到中南海居仁堂門前遞交請願書。同時，日軍派遣15架飛機飛臨北平上空低空盤旋威嚇，撒傳單，請命書中提出兩點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內實施，他們賴在居仁堂門前不走，在大門上撒尿，在衛兵的刺刀上劃火柴抽煙。何應欽不敢出來接見，感到空氣緊張很難應付，想動身南返。

　　此時，擔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求見何應欽，話中有話地對何應欽說：「請部長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負責。」口氣雖然恭順，實已暗示何的命運掌握在二十九軍的手中，此時是12月5日，為此，傳出輕度自治之事，4天以後，爆發了學生愛國運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次運動是日本侵略軍進逼華北，國民黨政府採取妥協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憤怒的結果。學生們遊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應欽是風箱裡的老鼠兩面受氣。其實不只兩面受氣，而是受三面的氣，既受日本人氣，又受二十九軍的氣，同時受民眾的氣。何應欽如何處理，輕度自治能否實施，學生運動結果如何，為什麼說「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劃時代」的運動？何謂劃時代？我們下回再說。

　　§第六章　學生抗議華北自治

　　自長城抗戰以後，華北自治運動步步緊張，經土肥原登場，運動發展到高潮。國民政府以至華北當局左抵右擋不過是權宜之計，度過一時，更大的壓力隨之而來。根據牛頓動力定律，一切動力，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運動發展到中國學生運動史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與「一二·一六運動」也是必然。學生運動的深遠影響是國民政府當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種下了「西安事變」之因，又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觀點得以廣泛傳播。以至萌透出日後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敗勝的萌芽。史評「牽引世局，至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學生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南下請願時，國民政府以越出法律範圍，將學生押送回北平以後，士氣極為消沉。1933——1934年間，塘沽城下之盟，關內外通車通郵之事，雖相繼刺激，大學學生沉酣歌舞逃課罷考之事屢見不鮮。1935年春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北大學皆因紅色嫌疑遭受軍警搜查，師生受軍警逮捕。

　　北京大學的帝國主義研究會，清華大學的現代座談會，皆先後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爾省、河北省主席被調免，國民黨、中央軍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發表，親善交涉不變，外交屢屢失利，學生等非無耳目，但因新聞管制，報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國難實為嚴重，政府有難言之隱。有識之士始因沮喪而失望，繼而失望而怨憤，再由怨憤而疾呼。「偌大華北，已不容安置一張平靜的書案。」雖然是宣洩學生心中之憂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對政府怨望。

　　據《斯諾夫人紮記》（未發表）記載，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學學生高鳴楷（音譯）建議，聯合北平各大學中學學生向國民黨六中全會請願要求言論自由和人權。後經過數天奔走聯絡，得到部分同學贊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會名義向六中全會提出請願書，其略曰：

　　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據報紙記載，至30萬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複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

　　書末，曆舉北大、清華集會被禁，籲請政府尊重約法精神，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

　　其十校名稱：

　　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天津中西女學、北平貝滿女子中學、北京匯文中學、天津匯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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