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106)_高金虎

一〇六

　　在進行情報分析時，這種因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估計對手的行為準則而造成的失誤幾乎很難避免。情報人員在進行情報分析時，通常都假設別人會按照正常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實際上，由於各民族的價值觀不同，其思考問題的方式不一樣，考慮問題的角度也不同，它們作出的選擇可能會完全不同。研究者們認為這種由於文化背景差異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斷失誤的重要原因。儘量避免推己及人，換個角度思考問題，當是避免判斷失誤的一個有效方法。

　　先入之見，先入為主，困擾著情報分析人員。

　　如何避免先入為主，
　　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論，
　　但實際上收效甚微。

　　艾維·什賴姆認為，判斷失誤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的認知能力有限。突然性本質上是一種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現象。任何現象都不會自己說話，它們必須由人來解釋。在解釋過程中，解釋者的信仰、印象、偏見以及樂觀、悲觀、是否自信等因素都會對他產生影響。情報分析人員在進行分析前，一般會根據國際、國內環境以及自身對事物的瞭解提出一個假設，然後以此來取捨情報資料。這就是所謂先入之見。這種先入之見在進行情報分析時是必要的，也是無法避免的。如果沒有先入之見，情報分析人員處於一大堆情報資料中將無所適從，情報分析也就無從談起。

　　但是，研究人員發現，這種先人之見很容易變成一種思維定勢，情報人員在進行情報分析時，把各種情報資料塞進這個框框，並以之為判斷情報資料真偽的標準。這樣，他們就成了自己教條的奴隸。這就是所謂無人為主。在引起判斷失誤的各種原因中，由於情報人員的先入為主而導致的失誤頻率很高。這樣，情報人員就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沒有假設，情報分析難以進行；進行了假設，又很容易受假設左右。而且，越是為以往的經驗證明是成功的假設，越是會成為情報分析人員的桎梏，也越是危險。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美國情報分析人員一直認為，日本如欲發動太平洋戰爭，一定不會首先進攻美國，相比較而言，英國、荷蘭在遠東的殖民地更容易遭到進攻。美國情報人員認為，日本的戰爭準備首先是針對英國和荷蘭的，美國不會遭到進攻。據此假設他們排斥了與之相矛盾的情報資料。當美日關係持續緊張，日美戰爭不可避免時，美國情報人員又一廂情願地認為，如果日本要發動對美戰爭，那麼最可能遭到進攻的將是菲律賓。泰國或關島，而不是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美國通過「魔術」得知日本將在下午1點斷絕美日關係，馬歇爾決定將此情報通知美國的海外基地。陸軍作戰部長傑羅竟然沖著通訊官員大叫，說如果發電順序有先後的話，那麼第一份電報應該首先發給菲律賓，而不是珍珠港。正是這種一廂情願的假設，使得美國情報人員雖然面對大量的「魔術」情報，卻無法從中覺察出口軍的進攻方向。

　　在古巴導彈危機前，美國情報界也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假設，這種假設認為，蘇聯從來沒有在其他國家部署過中程導彈，即使在華約國家也沒有部署過，它怎麼可能在古巴部署這種導彈呢？更何況，美國和蘇聯都認為卡斯特羅是一個靠不住的領導人，赫魯曉夫怎麼可能把這種能毀滅世界的武器交給卡斯特羅呢？因此，儘管基廷一再聲稱他從可靠的情報來源得知，蘇聯正在古巴部署遠中程導彈，但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還是受命闢謠：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古巴政府會同蘇聯政府聯合起來安裝大規模的進攻性設施，並稱「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但10月15日，照相偵察即顯示在古巴的聖克裡斯托瓦爾已經建有彈道導彈發射場，危機發生了。

　　贖罪日戰爭前以色列軍事情報部的先入為主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而成了先入為主的一個典型。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部長澤拉根據1967年第三天中東戰爭後阿以雙方的實力對比，對以色列軍政當局作出了幾條保證：1．埃及在取得空中優勢之前，不會發動進攻；2如果沒有埃及的配合，敘利亞也沒有能力單獨發起一場戰爭。澤拉提出的這幾個保證，被以色列軍事情報部奉為概念，並被視為判斷情報資料真偽的標準。如果符合這兩個標準，那麼該情報就是真實的，否則就是假的。在贖罪日戰爭前，以色列情報部門曾通過各種途徑搞到埃及即將發起攻擊的情報資料，但都因為同澤拉的兩個概念相矛盾而被判為假情報。

　　應該說，澤拉的兩個假設在「六天」戰爭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正確的。1972年6月6日，埃及國家情報局局長艾哈曼德·伊斯梅爾·阿裡在一份情報估計中稱，由於以色列的優勢特別是空中優勢明顯，埃及不可能實施成功的突然襲擊。薩達特和國防部長薩迪克也同意以上意見。但是，埃及軍方通過研究表明，蘇制薩姆導彈可以有效地抵消以色列的空中優勢，沒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埃及同樣可以擁有制空權。從1970年8月開始，埃及大量引進蘇制薩姆導彈，阿以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澤拉的假設前提消失了，但是，澤拉的假設仍然統治著以色列軍事情報部。

　　贖罪日戰爭後，人們對澤拉的假設提出了很多批評，並進而批評他所使用的假設方法。但是，研究者們認為，在進行情報分析時，完全摒棄假設是不現實的。羅伯塔·沃爾斯塔特認為，如果沒有假設作指導，任何人都無法把「噪音」從「信號」中挑選出來。關鍵是防止假設變成先入為主，主宰情報人員的分析。對此，研究者們提出了幾種辦法：首先，情報人員必須意識到，任何假設都是主觀的，在進行情報分析時，必須盡可能地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其次，在判斷敵人的行為模式時，情報人員的假設必須盡可能地簡單明瞭。假設越是簡潔，情報人員發現與之不相符合現象的可能性越大，從而有可能對自己的假設進行修正，而不是讓與假設不相符合的現象輕易地漏掉。

　　第三，必須根據變化了的政治、軍事環境不斷修正假設，使之符合客觀實際。第四，盡力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問題作出各種假設，以免成為一種信條的奴隸。約瑟夫·裡維拉進而認為，通過常規程序來修正假設很難實現。一般情況下，情報機構在作出假設後，所有情報人員都必須信守這種假設，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都將被調離原工作崗位。在這種情況下，情報機構應該成立一個專門小組來證偽該假設。他們有權提出自己的不同觀點，並要求得到反饋，確定決策者是否理解了自己的觀點。如果客觀環境支持自己的假設，他們有權提出新的政策建議。研究者認為，為了避免假設演變成先入為主，傳統的情報分析方法如綜合法、分析法應加以改進，證偽法在情報分析時大有可為。

　　應該說，綜合法、歸納法和分析法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情報分析方法，離開這些方法，情報分析將無從下手。但是，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尤其是在戰略欺騙廣泛使用的情況下，這些傳統的情報分析方法的缺陷性也日趨明顯。因為，情報機構掌握的大量情報資料在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前，實際上是魚龍混雜，「信號」與「噪音」兼有，有時「噪音」的比重甚至還超過「信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情報分析人員僅僅使用歸納法或綜合法，他的分析結果將與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贖罪日戰爭前，針對埃及的軍事演習，以色列軍事情報部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以澤拉為首的情報人員認為，埃及正在進行的軍事調動是演習，而另外一些情報人員則認為，埃及的軍事演習實際上是一種幌子，其目的在於完成戰爭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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