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105)_高金虎

一〇五

　　古巴導彈危機前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古巴導彈危機前，美國情報界也得到了一些情報資料，說蘇聯正在古巴部署導彈，但嚴格說來，這些情報資料的含義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古巴難民都聲稱他們看到了一種長形的管狀物體，但這些管狀物體真是導彈嗎？是地空導彈還是地地導彈？如果是前者，美國政府認為它是一種防禦性武器，蘇聯在古巴部署這種導彈是不能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的，如果是後者，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些區別，末受過專門訓練的難民是無法弄清的。再如美國參議員基廷，他警告說蘇聯在古巴已有大量軍事人員，這是準確的，但他又說，他從完全可靠的情報來源得知蘇聯已將中程導彈運進了古巴，並說地空導彈可以很快地改裝成中程地地導彈，這就是說外行話了，在情報人員聽來，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總體印象就是，基廷的話不可信，對他發出的警告不以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頓·惠利也是較早進行判斷失誤研究的人員之一，不過，他選擇的角度同羅伯塔·沃爾斯塔特並不完全相同。他認為，戰略欺騙在現代戰爭中可能具有某種特殊意義。他搜集了幾十次戰爭的資料，專門研究戰略欺騙對情報判斷的影響。他發現，戰略欺騙和戰爭的突然性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一般說來，不進行欺騙也可能達成突然性，但是，如果進行欺騙，則可以保證達成突然性。惠利據此重點剖析了「巴巴羅薩」行動，並於1973年出版了《代號「巴巴羅薩」》。他認為，羅伯塔·沃爾斯塔特的「噪音」理論對「巴巴羅薩＂行動並不完全適用。斯大林之所以木相信蘇聯會遭到突然襲擊，不是由於蘇聯情報機構得到的「信號」含糊，恰恰相反，德國情報機構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擾斯大林判斷的「噪音」的含糊程度，並且發出十分清晰的「信號」：德國不會入侵蘇聯。這些由德國情報機構精心散佈的假「信號」的力度遠遠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認為，羅伯塔·沃爾斯塔特的「噪音」理論並不完全適用於有關突然襲擊的所有案例，至少對「巴巴羅薩」行動來說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結論拓寬了判斷失誤研究者的視野。應該說，被羅伯塔·沃爾斯塔特選為研究對象的珍珠港事件，雖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於日本的戰略欺騙水平較低，她在研究時幾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戰略欺騙對美國情報界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為怪了。相對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選擇的「巴巴羅薩」行動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對羅伯塔·沃爾斯塔特的結論進行修正。惠利的結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此後，戰略欺騙被當作引起判斷失誤的主要因素，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也要超過一般的「噪音」。經過修正的「噪音」理論被學術界普遍接受。

　　1977年，《國際研究季刊》第對卷集中推出一批有關判斷失誤的文章，其中由邁克爾·漢德爾撰寫的《贖罪日戰爭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漢德爾在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發揮了「噪音」理論。他提出，在進行情報分析時，情報分析人員面臨三重「噪音」障礙，其一是由敵人引起的「噪音」障礙。在很多情況下，敵人的目標和意圖並不明確，同時存在很多目標。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1年9月，日本還未確定是南進還是北進。在贖罪日戰爭前，敘利亞和埃及在確定進攻時間方面也有分歧。

　　這些都為情報人員分析敵人的意圖造成困難。影響情報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礙是國際環境。國際環境過於緊張會分散情報人員的注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歐洲戰場的形勢分散了美國情報人員對日本的注意力。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情報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和伊朗。在美國情報界開列的「危險地區」名單中，朝鮮列在第十名之後。美國根本沒有想到在朝鮮這個小島會發生一場戰爭。

　　但是，國際形勢過於緩和又會掩蓋敵對雙方的緊張狀態，鈍化情報人員的嗅覺。如贖罪日戰爭前，美蘇之間出現緩和，國際社會也在阿以之間進行調停。這種緩和局面使以色列情報界和決策層錯誤地認為，為了維持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緩和局面，蘇聯會阻止阿拉伯國家發動戰爭。因此，無論國際環境如何都會分散情報人員對「信號」的注意力。

　　情報人員面臨的第三重「噪音」障礙是自我產生的「噪音」，這主要是由情報人員的先入為主引起的。漢德爾認為，情報人員應該意識到，要區分「噪音」和「信號」十分困難。在情報分析人員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號」，因此，對各種情報資料，不管其有無根據，都必須一視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羅維茨也認為，如果不是從事後看，「信號」與「噪音」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區別。所謂能避免判斷失誤的說法，都是一些事後諸葛亮。

　　大體而言，處於不同的文化氛圍中，人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是，人又有一種固有的傾向：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別人的行為取向。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方法常常使情報分析人員一錯再錯。克勞斯·諾爾認為，突然襲擊可以分成技術上的突然襲擊和行為上的突然襲擊兩類，前者的發生並不是因為進攻方的行動與被進攻方的預期目標相衝突，而是因為進攻方成功地隱蔽了自己的行為，而後者的發生是因為進攻方的行動與被進攻方的預期不相吻合。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諾爾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從正常的思維角度來看進攻方的行為不符合理性，而這種高度非理性的行為是難以預測的。

　　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決策者和情報人員認為，由於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實力相差過於懸殊，發動太平洋戰爭對於日本而言無異于自尋死路，美日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必將遏制日本決策者的開戰決心，戰爭不會輕易爆發，即使發生戰爭，炸彈也不會扔到美國人的頭上。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是正確的，但它忽視了日本和美國的文化背景差異。美國人信奉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只有勝利的戰爭才能達到目的，戰爭只是解決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來，由於美國的經濟封鎖，日本的統治體制有崩潰之虞，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挽救搖搖欲墜的統治體制，日本決策者不惜一戰，哪怕戰敗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約日本發動戰爭的經濟封鎖成了日本決策者決定蜒而走險的催化劑。贖罪日戰爭的情況同樣如此。

　　以色列人信奉克勞塞維茨的理論，相信只有勝利的戰爭才能達到目的。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戰爭中取勝，那它就會滅亡。它相信，其他國家所面臨的情況同樣如此。它認為，埃及和以色列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薩達特貿然開戰無異于自尋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沒有想到，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歷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已經失敗了三次，多敗一次又何妨！

　　再說，薩達特的戰爭目的並不是為了收復失地或消滅以色列，只要能打破「不戰不和」的局面，讓以色列和美蘇等國認識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雙方坐下來進行面對面的談判，進而恢復埃及國民的自信心，這就足夠了。他並不需要取得徹底的軍事勝利，只要能渡過蘇伊士運河，在運河東岸站穩腳跟，他就達到目的。在這裡，軍事失敗被轉化為政治勝利，而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以色列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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