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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凱利回答說:「我不知道您提及的這段講話,但我知道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我們同海灣各國沒有防務協定,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支持那個地區友好國家的獨立與安全……我們呼籲和平解決所有糾紛,我們認為海灣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應該得到尊重。」凱利實際上重複了切尼前不久的外交辭令,因此難以令漢密爾頓滿意。他又問道:「舉例來說,如果伊拉克越過科威特邊界,不管其理由如何,我們關於使用美軍的立場如何?」

  凱利說;「我們不能談論這類假設,只能說這將同我們密切相關,但我們不能去討論『如果』。」凱利畢竟是經常到國會作證的,他用外交辭令有效地避開了漢密爾頓為他設置的一個餡餅。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說我們沒有一個條約、沒有一項義務迫使我們派出美國部隊,這對嗎?」漢密爾頓也是一個提問題的老手,他不會讓凱利鑽空子,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單刀直入,逼得凱利正面回答。

  「對!」這一回,凱利沒有躲躲閃閃,他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沒有一個條約。沒有一項義務迫使美國派出武裝部隊。」李·漢密爾頓還嫌凱利的回答不夠具體,他又問:「萬一我們的海灣朋友因為石油問題或領土問題同其鄰國發生糾紛,我們是否對其承擔義務?」凱利再次強調美國與海灣國家沒有防禦協定,而目,「歷史上,我們就避免在阿拉伯國家的邊界糾紛或歐佩克的內部糾紛問題上表態」。在這裡,凱利實際上再次向薩達姆保證: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不會干涉。巴格達通過英國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聽到了凱利的保證。薩達姆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

  薩達姆一面發出戰爭威脅,一面又頻頻搖動
  橄欖枝,向他的阿拉伯兄弟表現友愛,籍以掩蓋
  他的戰爭準備,並向他的對手傳遞錯誤的信息,
  以達成戰略上的突然襲擊。

  布什總統在拒絕美國情報界的警告時,就提到他自己的「國外情報源」,並說自己對他們的觀點頗為信任,這讓中央情報局感到十分難堪。這些「國外情報源」其實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一些盟國的領導人,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沙特國王法赫德和約旦國王侯賽因。在布什總統心目中,這些阿拉伯人應該對他們的阿拉伯兄弟薩達姆有深刻瞭解,他們的意見在布什總統心目中就非同一般。按常理而論,這種想法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事實證明,恰恰是這些瞭解薩達姆的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使布什總統誤入歧途。這應該歸功於薩達姆出色的戰爭欺騙。

  薩達姆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凡事得慢慢來。他可能想到了希特勒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經驗,那就是,絕對不能四處樹敵,搞兩線作戰。也就是說,攤子不能鋪得太大,對付敵人得一個個下手。他仔細估計了伊拉克面臨的局勢,從而採取了不少富於戲劇性的步驟。

  首先,伊拉克在外交上頻頻出手,同它的阿拉伯鄰國(科威特除外)簽訂了一系列「互不侵犯條約」,一方面樹立伊拉克愛好和平的形象,一方面又藉以束縛對手的行動,如N89年3月伊拉克同沙特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1990年與巴林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科威特也曾要求與薩達姆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薩達姆拒絕了。背信棄義,大丈夫所不為!他薩達姆不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讓世人指著脊樑罵。科威特是他的首要目標,怎麼能同它簽訂和約,從而捆住自己的手腳?薩達姆說什麼也不幹。不過,對那些可能站在科威特一邊的國家,薩達姆可不敢怠慢。1990年7月底,儘管伊拉克的經濟也十分吃緊,薩達姆還是派特使拜訪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表示願意向埃及提供一筆鉅款,但穆巴拉克沒有接受薩達姆的「好意」。如果埃及真的接受了薩達姆的禮物,那在伊拉克對科威特採取行動時,埃及只能幹瞪眼。

  對宿敵伊朗,薩達姆也表現出少有的「好意」。兩伊戰爭停火對個月,雙方的談判進行了四輪,但一直沒有取得進展,這種不戰不和的局面給中東籠罩了一種不祥的陰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從1990年新年伊始,伊拉克對和談表現出出乎意料的「熱心」。薩達姆在建軍69周年的大會上宣佈,伊拉克「準備並且渴望向伊朗打開一扇新的高尚的和平之門」。雖然伊朗對薩達姆的建議反應冷淡,但薩達姆在阿拉伯世界卻受到普遍的歡迎。阿盟秘書長稱薩達姆的方案是「建立兩伊相互信任和諒解的良好途徑」,一些駐海灣國家的外交官評論說,薩達姆這一和平建議是1988年實現停火以來最詳細、最具體的方案。4月下旬,薩達姆致函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提出兩國首腦舉行直接談判。伊朗這次也作出了積極而謹慎的反應。

  6月18日,兩伊代表會談,為兩國首腦的會議作準備。兩伊和談出現轉機,一時為國際社會交口稱譽,尤其是伊拉克的高姿態更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但是,善良的人們沒有想到,伊拉克在兩伊問題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薩達姆的用心不久就昭然於天下。在吞併科威特後,伊拉克又採取措施,向伊朗提出一項一攬子解決兩伊爭端的和平建議,並且在一夜之間解決了雙方爭執不休的戰俘問題、撤軍問題和阿拉伯河的主權問題。像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支持的庫爾德人的反叛下被迫與伊朗妥協一樣,薩達姆在大敵壓境下再次向他的宿敵屈膝。

  薩達姆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三點:1.解除伊朗所造成的側翼威脅,集中力量對付南線;2.爭取伊朗的合作,打破西方的封鎖;3.安撫國內的反對勢力,緩解國內矛盾,爭取一致對外。由此可見,兩伊和談在1990年出現突破性的進展,實際上是薩達姆蓄謀已久的一著棋,它迷惑了人們的視線,導致人們對伊拉克作了錯誤的認識,並且清除了一個潛在的對手,避免了兩線作戰。

  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薩達姆還蓄意利用了阿以矛盾。1990年3月15日,伊拉克以間諜罪處死了英國記者巴佐夫特。3月中旬英國海關截獲了一船運往伊拉克的美國產高速電子電容器,並逮捕了兩名伊拉克嫌疑犯,4月份,又發生了類似事件。這一系列事件在西方和以色列掀起了一股攻擊伊拉克的輿論,伊拉克也對此進行了反擊。4月2日,薩達姆向西方發出威脅,如果他們膽敢支持以色列用原子武器威脅伊拉克,那麼,他要用化學武器「將他們滅絕」。

  5月7日至9日,巴格達召開了聲勢浩大的「聲援伊拉克反對以色列和帝國主義威脅的阿拉伯大會」,譴責猶太複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在中東製造緊張局勢,企圖侵略伊拉克。此後,伊拉克一直攻擊以色列和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說西方所以掀起反對伊拉克的運動,就是因為它們不願看到阿拉伯國家發展起來,號召阿拉伯國家加強團結,抵抗以色列可能的侵略,從而巧妙地把它的圖謀用反猶太複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掩蓋起來。就這樣,薩達姆利用阿以矛盾和阿拉伯世界同西方的矛盾,樹立起自己反以反西帶頭人的形象,同時又攪亂了國際社會的視線,並借此完成了戰爭動員。如在入侵前兩個月,伊拉克以防範以色列為名,進行了城市居民的疏散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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