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軍事·軍旅 > 東北抗聯征戰實錄 | 上頁 下頁


  「中央來信中把東北的反日武裝分成以下4種:第一種是「純由吉林軍部隊所組織者,其領導屬￿張學良部下的各將領(馬占山、李杜、丁超、蘇炳文、朱霽青等),他們服從國民黨的指揮而依靠地主階級和富農,這一些人,在帝國主義(美國)影響下,同時在廣大民眾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及其自己的軍隊中士兵和一大部分軍官反日情緒威脅之下,而全為著自己的利益,才實行抗日戰爭,然而他們卻仇視工農的各種帶群眾性質的革命運動……;第二種遊擊隊伍,如王德林這一部隊,不是大部的舊吉林軍,而大部分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甚至工人的反日義勇軍,國民黨的影響較小,有一時期在某種程度內允許我們黨反帝國主義及革命煽動的自由……;

  第三種遊擊隊,是各種農民的遊擊隊(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其中有工人、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參加,其成分多數是農民,因為他們的政治成熟不夠及軍事技術的弱點,一部分(現在仍然是大多數)還在地主富農及舊吉林軍的影響和指揮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運動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軌道,而且有時候簡直被反動的領袖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領導之下,他們對本階級弟兄的態度極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確的徹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

  第四種遊擊隊,即赤色遊擊隊,這是我們党領導下的工人農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隊伍,它執行我們党對滿洲問題綱領中徹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遊擊隊中最先進最革命最大戰鬥的隊伍。這隊伍在自己進一步的發展中,有可能動員千百萬群眾在自己的周圍,而不僅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不僅與滿洲政府,而且與國民黨政府做勝利的鬥爭,但是可惜我們的組織及其影響過於薄弱,所以雖然黨、蘇維埃、赤色遊擊隊的本身政治影響不斷地增加,然而赤色遊擊隊,直到現在不但還不是滿洲整個反日遊擊運動的領導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為這運動的基本力量。」

  據此,中共滿洲省委在決議中寫道:「雖然我們的遊擊隊沒有成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運用正確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別對待各種遊擊隊的下層統一戰線以及某些遊擊隊的上層統一戰線,並且某些遊擊隊能與之進行反帝聯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條件:(1)堅決反日;(2)不侵犯勞苦群眾利益,能予民眾以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示威、遊行等自由);(3)不反對共產黨,准許共產黨以絕對活動的自由。我們的赤色遊擊隊可以與之建立抗日聯合軍指揮部的組織,進行反日的戰鬥,保證我們的黨在裡面絕對的領導,便利我們赤色遊擊隊順利地向前發展,爭得赤色遊擊隊在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任何遊擊隊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實行下層統一戰線,訂立反日作戰的協定。」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中央指示信給中共滿洲省委工作指導思想上帶來的轉變,儘管這種轉變還有些不盡人意之處,但其所具有的意義卻是十分重大的。對此,魏維凡(1932年7月—1933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後來回憶說:

  「『中央來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東北的特點,規定了反日反偽滿的統一戰線方針,決定在東北不搞紅軍、蘇維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軍和人民革命政府。這個指示,為我們指出了新的奮鬥目標,較之北方會議的決議,顯然是比較合乎東北的實際情況,給我們工作的轉變以必要的依據,也給東北的同志以興奮。其深遠影響,成為以後党在東北建立起來聲勢浩大的抗日聯軍的政治基礎。」

  中央來信指示無疑為中共滿洲省委及全體黨員指出了一條走出認識上和運動中的誤區之路!

  但是,筆者在這裡使用虛擬語氣給我們的讀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當時中央不向東北發出這封指示信或者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人的手裡,或滿洲省委領導認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執行,那東北反日鬥爭又該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無法回答或覺得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意思的話,那麼,當你看到魏維凡的下述回憶後可能會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問題,因此給以後東北党在領導革命運動中以不良影響:

  「首先,『中央指示信』沒有指出東北黨過去執行的是『左』傾冒險主義,而只是根據東北的一些情況,提出一些必要的轉變。沒有提出反對北方會議後在東北執行的『左』傾冒險主義,也就不可能肅清『左』傾冒險主義行動。因而我們在東北依然以大城市為進攻中心,依然以組織對日罷工為主要任務。省委領導機關依舊擺在強大敵人統治的城市之一哈爾濱,所有工作人員,既沒有固定職業,又沒有合法身份作掩護,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機會進行合法鬥爭。而我們老是滿足於貼標語、散傳單的工作方式。滿洲省委編印的『滿洲紅旗』經常到處散發。呼海鐵路沿線,常常動員全線同志和赤色群眾,一夜晚把我們省委的標語、傳單都貼出去,究竟有多大實際意義?只是暴露黨的力量,給群眾以赤色恐怖(一個時期,因為我們那樣辦,敵人經常命令停車,搜查每個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車)之感!也充分表現我們『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滿統一戰線,我們党領導的武裝隊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裝訂立攻守同盟,這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可是對東北的各個抗日階級、階層,沒有規定爭取團結的政策,對瓦解敵人,特別是對偽滿軍政人員的爭取瓦解工作沒有提。就滿洲省委所有負責同志當時講,都沒有能力解決如此重大的問題。我們面對著各種各樣的抗日武裝隊伍,只能提出與之訂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據。我們面對著偽滿洲國各級軍政人員的動搖、不滿,誰也不敢設想爭取他們……」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難道滿洲省委的領導們真的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嗎?到底是什麼使他們喪失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呢?

  讀到這裡,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幾十年後某些人提出的「兩個凡是」及那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關於真理問題的大討論。

  指導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活的靈魂,毛澤東他老人家也說共產黨最講「認真」二字,但做到這一點為什麼就這麼難呢?

  革命導師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們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類嗎?

  筆者深信那些長眠於黑土地上的先烈們及他們倖存下來的戰友們對這一點的感觸會比我們深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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