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5)

一五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麼反擊。彭激動得幾乎喊了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他繼續高聲喊道：「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懷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一、第三軍團早就全軍覆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不感到良心責備嗎？你就不痛心嗎？」彭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德懷的漫駡翻譯了過去，但是他聽不懂關於子孫賣地的事故。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

　　李德並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驚異，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李德聽明白了，李德開始咒駡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懷也不客氣地回敬了他，然後收拾起自己的背包，準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準備丟掉黨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什麼都不在乎。」使他驚訝的是，居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彭德懷和劉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許多別的指揮員都不願意公開表態，他們害怕遭到非難。因為李德這個人懲罰別人是從不手軟的。對他認為失敗或犯錯誤的人，動不動就處分。後來擔任中國海軍司令的肖勁光，當時已是老資格的高級指揮員。他第一次去蘇聯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蘇聯，在列寧軍事政治學院學習。他的戰績優異，在第五次反「圍剿」戰股中指揮第七軍團。他軍中的戰士許多是未經訓練的新兵。在防守黎川縣城時，面對壓倒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兩三個師的進攻，他們無能為力，則退了下來。李德於是下令審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澤東等幾名高級指揮員提出了不同意見。親蘇派的王稼祥拒絕簽署命令。這樣，肖勁光才免進監獄，而被分配做教學工作。李德請博古幫忙，以壓倒軍方意見，但是博古不肯過問。

　　那時，共產黨人處分之嚴厲，是司空見慣的事。湘贛邊區蘇維埃主席張啟龍曾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貶為運輸隊員。他的上級省委書記王首道被撤職，但很快又恢復了職務。

　　根據一種說法，當時還是紅軍一名年輕負責人的鄧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別人強。他受到「親蘇」派的攻擊，說他是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支持者。在黨內鬥爭中，羅明被當作毛澤東的替身，因為親蘇派不敢公開攻擊毛澤東，於是，鄧小平、毛澤東的兄弟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其他幾個人被當作「羅明派」的成員而受到了批評。鄧小平丟掉了職位，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參加了長征。有的說，他在由幾千個民工組成的運輸隊中當擔架員。幾位中國現代史學家都否認鄧小平曾當過擔架隊員，但是，無疑他在這件事中是倒黴的。

　　紅軍幹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責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責背離黨的路線。這類指責並不少見。他們對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記憶猶新——反AB團分子的鬥爭（AB指國民黨滲透到紅軍隊伍中來的反布爾什維克特務分子），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據說有幾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鬥爭（尤其從蘇聯回國的年輕學生，他們被指責在蘇聯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響）；還有反對各種右派、資產階級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偏離傾向的運動。這些鬥爭有的反映了內部的政治爭執，有的則產生於對秘密陰謀組織的恐懼。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過於都河上的木板浮橋，儘管表面顯得信心十足，但實際上內心是情緒不高的。

　　眼看要進行一次災難性的撤退，要越過陌生的荒山僻野，隨時會受到數十萬敵軍的攻擊。此外，黨內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權（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還有一個問題，當時沒有人議論過，而且也是無法解決的。這就是李德與上海的聯繫，實際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聯繫的問題。一年前李德逃出這個大都市時通訊就已經相當困難了。後來情況越來越糟。李德一向是通過上海與莫斯科聯繫的，紅軍雖然也有無線電臺，但功率不夠大，無法接通遠隔幾千英里的紅都瑞金與紅都莫斯科之間的聯繫。一切信息都須經轉上海，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電臺。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曼弗裡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他。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裡奇卡。（每個去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秘密的俄國名字，伍修權叫普雅塔庫夫。）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六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臺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臺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繫。據瞭解，中央蘇區收到的最後一份電報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發出的。電報說，毛澤東一月份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發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徵求莫斯科的意見了；同時也無法援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了。差不多兩年後這條聯絡線才得以恢復。當時大家只能各自為政。過了近四十年之後，李德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種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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