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4)

一四

　　據有的中國指揮員後來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復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體制。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並未能有效地消滅國民黨軍隊，而朱毛卻從國民黨軍隊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給養和兵員補充。毛澤東用地地道道農民式的語言來對比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毛說，紅軍是叫花子，而國民黨不僅是國王，而且還是龍王。紅軍靠從龍王桌子上攫取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黨紀是嚴格的。李德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後盾，並得到自命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夥人的全力支持，而正是這些人控制著中國共產黨。他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離了上海，現在控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際，蔣介石對共產黨控制地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地縮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產黨失去了他們控制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個縣了。

　　共產黨人之間的爭論當然不僅僅是關於軍事理論問題，還涉及到毛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裡，有他的一間臥室，另一間稍大一點作會議室，還有翻譯和警衛住的一間屋子。年輕的伍翻譯耳聽四方，那裡幾乎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時當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書記）背地裡對毛澤東大肆嘲弄。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裡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些說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觀點。斯大林手下年輕的中國事務專家巴威爾·米夫和中國黨內蘇俄派頭頭、同樣年輕的中國布爾什維克王明都認為無論毛澤東還是朱德對馬克思主義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中國古典小說《小滸傳》所描寫的綠林好漢而已。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層出不窮——剝奪他手中的權力；限制他的影響；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開除他的黨籍，等等。他們使了一著又一著，如果不是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比較起來，莫斯科總是更關心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不太注意中國的現實。

　　那時，國際上出現了日本對遠東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歐洲的威脅，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價中國。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在毛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恢復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共產國際抑制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出版了經過大量刪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面控制，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周恩來所組成的「三人團」手中。

　　儘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派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儘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回憶錄裡寫道：「儘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幹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種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價。他說：「我認為，李德自己並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長了中國的「左」傾政策。

　　伍追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伍修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種局面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據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確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勝利，那麼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並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軍事指揮員們的廣泛支持，連朱德也幾乎每天去那所「獨立房子」拜訪他，向他請教。其他將軍對他的態度也一樣，李德還得到有影響的洛甫（他曾在舊金山唐人街當過報紙編輯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力分校的圖書館館員）和受傷的軍隊負責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隊指揮員，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軍團司令彭德懷很早就與李德發生了爭執。第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與彭的態度非常相似。而第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的態度卻比較暖昧。他請教李德，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因此後來有人指責他有時顯得有點溜鬚拍馬。

　　象劉伯承這樣的指揮員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開對李德提出質疑。有時即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戰場上打了劉部隊裡的人，還撤了那個人的職——兩人都有爭執。

　　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駡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麼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浪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並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係。但是劉伯承完全聽懂了。他與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氣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似乎都要損失二千到三千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了敵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揮員們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並非如此。周恩來曾告訴埃德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六萬人。過去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廣昌戰役——四千人陣亡，三萬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佔領僅有五十英里之遙的瑞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鬥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轉移到瑞金了。

　　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的戰場上總是首當其衝，彭對這種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鬥的第一天就損失了一千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群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據李德的命令修築的，國民黨飛機大炮的轟擊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機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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