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36)_李奇微

三六

　　〔作者注：十三年之後，由於公佈了一則麥克阿瑟將軍于一九五四年一月會見普利策獎金獲得者吉姆·盧卡斯的報道，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據盧卡斯先生說，在這次會見中（會見記錄一直到麥克阿瑟將軍去世之後才得以公開），麥克阿瑟將軍把我列在其待選的野戰指揮官名單末尾。考慮到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對我談過的全部情況，以及他後來在華盛頓對參議員哈裡·凱恩的談話（內容如下），這則報道使我迷惑不解，我無法對此作出滿意的解答。參議員凱恩：「在我看來，應該提一提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李奇微將軍極其敬重的態度。在答覆我最近的一次詢問時，麥克阿瑟將軍說：『在那位非凡的軍人沃克將軍死後，是我提議並挑選李奇微將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的。我認識李奇微將軍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認為，在遠東地區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將軍更為合適的人選了。我對他極其敬佩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還因為他是位很有修養的人和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人他們間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誠能超過李奇微將軍與我之間的這種關係。』」（摘自《國會記錄》——美利堅合眾國——第8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程序與辯論。第97卷，華盛頓，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號）對於麥克阿瑟回答參議員凱恩時所說的上面的最後一句話，我深表贊同。〕

　　我是與弗蘭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號」飛機到的東京。當晚，他又將飛機借給我返回朝鮮，因為他的飛機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飛機快得多。這次飛行幾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駕駛員是一個不熟悉朝鮮機場的人。淩晨一時，他把我們降落在一個供輕型飛機起降的簡易機場上，錯把這個機場當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機場。不知道是由於罕見的好運道還是上天有眼，駕駛員躲過了一座他根本沒有發現的山頭，這座山頭矗立在機場的一側，只差幾碼就碰上了我們的翼尖。接著，駕駛員突然發覺自己正傾側著在一條至多可供C-4F運輸機作臨時著陸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於是，他不得不猛然採取緊急制動措施，以防止飛機一頭紮在稻田裡。飛機向左歪斜著停了下來。可是，飛機地勤組組長那些最好的瓷器卻全部摔得粉碎，飛機的四隻輪胎也爆裂了。這意味著，在從數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輪胎並運到朝鮮之前，弗蘭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專機辦事了。

　　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說了些讚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他說：「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跡，而且在士氣上也創造了奇跡。」而現在，在僥倖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著陸幾分鐘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跡，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裡著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討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並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將部隊撤回到適當的位置上。我通知諸位軍長，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不應採取消極防禦，而應採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將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範弗裡特將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但是，出於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裡安頓下來八天之後，中共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將我們趕入大海。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朝鮮軍隊迅速潰散並丟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由於一個南朝鮮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面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

　　這件事還迫使我於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將）向范弗裡特將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範弗裡特派一位將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將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著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朝鮮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討論裝備更多的南朝鮮部隊的問題。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丟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回音。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他堅持說，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只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於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著他發出將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號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範弗裡特將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係。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採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范弗裡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瞭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瞭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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