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34)_李奇微

三四

　　就我記憶所及，在朝鮮戰爭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只有那麼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將軍卻不予理睬。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並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種野心。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拖了很久之後，他終於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令的職務。」〔作者注：關於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

　　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歷史再次重演。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〇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違抗命令」。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臺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可是，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於以總統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採取何種行動。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確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他個人的建議。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佈之後再與總統爭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不是他的職責所能允許的了。在政治派別自私狹隘的偏見表現最烈的時刻，在為一九五〇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敗感到羞恥和灰心的時刻，相當一部分美國公眾似乎忘卻了這些基本常識。

　　這些就是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舞臺上的兩位重要人物爭論的主要問題，而政府當局與軍事當局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是這次戰爭引起的最為敏感的問題。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涉及的原則就象我們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則一樣，是早已存在、牢固確立了的。如果只是這麼一條原則而沒有那些有意無意地纏繞著它的虛構的問題和瑣事，那麼，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本來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總統的。可是，這場爭論與其他令人傷腦筋的問題糾纏得太深了，那些問題又沒有一個能完全為人們所理解。其中一個存在很久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政策問題。其他的問題則是：原子武器的正確使用問題；有限戰爭的最新思想問題；以及在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的前提下對主權的含義作必要修改的問題等等。

　　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杜魯門總統或麥克阿瑟將軍究竟誰有權來決定我們對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對此事作證時所表明的那樣：

　　「這個問題是由於司令的地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等人的地位存在著固有的差別所造成的。作為司令官，其使命僅限於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內對付一個特定的敵人；而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則要對美國的整個安全負責……並且必須處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區的利益和目標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標這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

　　「在我們的軍事史上，這種分歧並不新奇，」馬歇爾將軍接著說，「要說有什麼新奇的並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他）……發展到與美國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於是否還應當允許他繼續行使一個戰區指揮官通常所擁有的那種作出決定的權力都成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下述情況對國家來說還是值得慶倖的，那就是問題畢竟暴露出來，而且，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完全由於他個人內在的恢弘氣魄和高度勇氣而不是由於來自政界或軍界的任何壓力，對問題進行了斷然處置。總統的決定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再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今後某個重大的危急關頭，其他人也會躍躍欲試，企圖向憲法賦予總統及其顧問們的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挑戰。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正在擬制一份總統聲明，大意是，聯合國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三月二十四日，這項聲明即將最後定稿。聲明將表明，我們願意在撤回到戰前分界線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麥克阿瑟將軍擅自發表的一項聲明拆了總統的台，激怒了我們的盟友，而且使中國人處於如果真要接受邀請進行談判就會大丟其醜的難堪境地。瞭解實情的人都不會天真到認為：麥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聲明可能會造成何種後果，也沒有任何公開反對總統的企圖。三個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全體官員，包括麥克阿瑟將軍在內下達了一項專門指示，禁止發表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任何公開聲明。但是，專門下達這項指示實際上是多此一舉。根據我國憲法，制定對外政策向來就不是軍人份內的事情。那是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所特有的、專門的和正當的職責，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有誰評論現行政策「對」或「錯」而受到影響。只有在專制制度下，一個軍事領導人才能獨斷專行，由他一個人決定在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時本國應採取何種方針。

　　麥克阿瑟的一句話就打亂了國務院發表聲明的計劃。因為，麥克阿瑟說：「因此，敵人現在一定已痛切地認識到：聯合國如果決定改變其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地區的容忍態度，而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肯定會使赤色中國在軍事上面臨迅速崩潰的危險。」這句話如此明顯地主張徹底改變聯合國的方針，以至於無論是誰，如果藉口說這僅僅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表達了一種想接受別人投降的願望，那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對方投降（麥克阿瑟的話中包含了這個內容），也會給人以聯合國的立場突然變得強硬起來的感覺，而且還會使我們丟醜，那就是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

　　這就是軍界與政界之間攤牌的背景。攤牌的時刻立即就到來了。結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個民主國家總會出現的那樣。行政當局享有最高權力而且必須享有這種權力。此外，這也是關於朝鮮問題的兩種思潮之間醞釀已久的一次攤牌。一派堅決主張爭取「徹底的勝利」；具有同樣真摯感情和愛國熱忱的另一派則堅決主張停戰，以便贏得時間來擴充我們的實力並加強盟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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