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92)

九二

　　※第二篇　解放烏克蘭的戰鬥

　　◎北頓涅茨河

　　§1

　　當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後接連發生的事件的意義時，進軍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緒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它們使我確信，蘇聯軍人思想上的轉折——決不能再往後退！正是在伏爾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顯的地表現出來。

　　希特勒的將軍們和軍官們不會感覺不到蘇軍心理上的這種無形的轉折。

　　我作為原第62集團軍的司令員。也曾鄭重地宣佈過：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在最後一名城市保衛者被打死的情況下，敵人才有可能佔領斯大林格勒。我們向党、向人民發過誓言：「寧死不屈！」只有犧牲了才能使我們的解除誓言。這一信念的產生，不僅僅是由於對戰略形勢的認識，而且也是出於對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這是神聖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團軍將士們思想上的轉折。

　　《紅星報》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論中寫到：「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進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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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集團軍的光榮將與世永存。幾年後，在炮彈翻耕過的戰場上，將長出嫩綠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將聳立起一座座嶄新明亮的大樓。那時，我們老戰士將會自豪地說：『是的，當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團軍的旗幟下戰鬥過！』」

　　我那時的激動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當然的自豪從來不會使人有思想負擔，但它也不會讓你高枕無憂，否則，你要受到良心的譴責。如果考慮到：當時消滅敵被圍集團的戰鬥還在進行，敵編成內有22個師、160個獨立部隊，共計33萬人；隨著合圍圈的縮小，他們被緊迫到遭到破壞了的城市的牆角裡，但他們還相信，「頓河」集團軍群的強大的坦克兵團一定會接應他們。那麼，那些天我心情激動的原因，也就顯而易見了。我那時毫不懷疑，這場規模宏大的交戰，必將以敵人的全部覆滅而告終。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隊突破合圍圈，並與保盧斯部會合的話，那麼，第62集團軍還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還要經受多少次考驗呢？

　　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焦慮不安。其實，對於這個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很久以後，在各級領導人中，也有不同的見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差不多過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這些事件交換了意見。

　　事情是這樣的：

　　我那時正在索契療養，午飯後，響起了電話鈴。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誰講話？」

　　「我是波斯克列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講話。」

　　由於太突然，我有點慌張。很快傳來了低沉、平穩、人人都熟悉的、帶有格魯吉亞口音的聲音。斯大林問：「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樣？感覺如何？」

　　「休息得很好，感覺也極好。」我回答說。

　　「您能到我這兒來一下嗎？」斯大林問。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現在就派車去接您。來吧！只是不要把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準備不到10分鐘。汽車來了。我們走了不長時間。

　　斯大林在門口迎接我。我下了車走到斯大林跟前，報告：「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來了！」

　　他輕輕地把我的手從帽檐上拿開。說：「為什麼這麼正規！認我們隨便點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這是我的習慣。」

　　斯大林微微一笑說：「如果是習慣，那就與我不相干了。」我們走進一個作檯球房用的大房間。斯大林開始問我有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況。當時我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和蘇聯對德管制委員會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陽臺上。飯桌旁毫不拘束的氣氛，有助於開誠佈公地交談。我沉著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問題。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突然問道：「您說說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樣想的，1942年12月我們能否將曼施泰因集團放進斯大林格勒，在那兒把它同保盧斯一起收拾掉？」

　　當時，在斯大林格勒交戰中，我就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因為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向保盧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圍部隊的可能性。坦率地說，當時我們對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圍的外圍廓正面是沒有充分的信心的。敵「頓河」集團軍群也有可能晚些時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就是敵人解救出保盧斯集團軍後，就不再會給我們機會把們們關起來了。

　　我們當時清楚地知道的一點，就是就合圍本身來說，天衣無縫的合圍在軍事史上並不多見，更不會一再重複。我們非常明白，我們決不能冒這個險，即把德軍從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即曼施泰因的部隊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後，給被圍部隊補充兵力，給他們帶來得救的希望，並鼓動他們與解圍部隊一起沖出合圍圈呢？如果這樣的話，我斯大林格勒地區的兵力將會長久地被牽制住。而消滅這樣一個龐大而兇猛的集團，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時間。

　　我把心裡的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斯大林。

　　斯大林歎了口氣，沉思起來。他低聲地說：「這是非常冒險的。而冒險是不行的！人民渴望勝利！」

　　他站起身來，在涼臺上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他抽著煙斗，突然問道：「您說說，崔可夫同志，什麼是被圍之敵？」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太簡單了。我思索著問題的後面有什麼含義。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來，闡述著自己的觀點：「如果被合圍的是驚慌失措的膽小鬼，那麼，他會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實一下是否有突圍的出路；如果被合圍的是兇狠的敵人，那麼，他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戰爭史上很少有敵人被合圍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許多統帥都曾試圖把敵人合圍得天衣無縫。但為什麼沒有成功呢？他們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庫圖佐夫未能合圍拿破崙一樣。沙皇亞歷山大曾要求庫圖佐夫合圍並分割法國軍隊。庫圖佐夫未能做到這一點，僅僅是因為法國人的逃跑比庫圖佐夫的追擊快得多。

　　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後的戰爭期間，人們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圍德軍的方案。當我拒絕這些方案時，他們可能對我都有些抱怨。擬定合圍敵人戰役計劃的同志們往往忽略了這樣幾個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統帥部不會等著我們去對他們的無論哪一個集團的側翼實施突擊或封上合圍圈，在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隊擺脫被合圍的危險，同時退出我們的領土。第二，德國士兵對斯大林格勒戰役記憶猶新，不願再陷入合圍。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圍，那不管什麼樣的合圍，他總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時地撤退。剛一發現合圍，德國士兵就放棄陣地撤退，再次讓出我們的領土。這與我們的主要任務——將敵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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