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78)_劉泰

七八

　　2支挺進隊還進行了分工：益子隊重點破壞八路軍總部，刺殺彭德懷、左權等；大川隊重點破壞129師，刺殺劉伯承、鄧小平等。進攻前，日軍還印製了大量的八路軍首腦人物的照片發到隊員的手中，照片下面都注上每個人的名字。因為當時鄧小平尚在大嶽軍區指導工作，所以，日軍所發鄧小平照片的下方特地注明「在太嶽」3個字。後來，劉伯承得知這件事時，認為日軍情報之細緻準確是值得八路軍學習的。

　　日軍遼對整個作戰採取嚴格保密措施。自帶數日糧襪，不許舉火做飯；自帶雨衣行囊，不許宿村住店。

　　正如電影台同中所說：鬼子要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

　　§英才隕落

　　在夏季反「掃蕩」最困難的日子裡，有幾天時間，上至中央軍委，下至129師，都得不到八路軍總部的消息了。劉伯承在作戰室裡一再地催間總部的消息，得到的問答仍然是「聯繫不上」。電臺聯繫不上，派出去的人員又沒有回來，劉伯承不能不急。抗戰開始後不久，八路軍總部就與129師一起進駐了太行山。總部除有一個特務團外，沒有更多的作戰部隊。所以，總部的駐地和129師師部離得總是不很遠，129師擔負了八路軍總部的護衛任務。

　　由於日軍這番「掃蕩」是直奔根據地腹心而來，不為沿途的小利所吸引，並且消息封鎖得很厲害，以至於八路軍總部沒有能夠提前得到消息。彭德懷在一篇回憶左權的文章中寫道：以往，日軍大「掃蕩」前兩三日，總部即可準確偵知，唯這次事先沒有確切信息。

　　待劉伯承得到總部的確切消息時，得到的卻是「左權陣亡」的噩耗。5月28日，失蹤了幾日的總部終於又有了消息：總部於24日晚被敵3000余人合圍于南艾鋪、姚門口，在向石灰窯以北突圍時，左權陣亡，電臺俱失；羅主任（注：集總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立三部長（注：集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則已向黑龍洞方向突圍，詳情不明。

　　聽到左權陣亡的消息，與左權相識、相交、相知多年的劉伯承的悲痛比別人更深一層。

　　左權與陳賡、徐向前同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1925年2月入黨，1925年12月左權作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優秀生被程潛、林伯渠親自簽署命令保送赴蘇聯學習。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當時，被分配在中山大學第一期第7班的左權剛好與鄧小平是同班同學。這個班出了不少人才，除鄧小平、左權外，還有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上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屈武，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犧牲在遼沈戰役中的解放軍高級將領朱瑞等。

　　當劉伯承于1928年來到伏尤芝軍事學院學習時，左權己在這裡學習一年多了。本來左權是沒有資格在專門招收高級指揮員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按照蘇聯的規定，凡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必須具有較高的軍事素質，一般都需要經過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的學習和訓練。左權的條件雖不夠，但因左權出眾的才華和擔任過基層指揮官的經歷，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

　　劉伯承後來回憶他的這位同學時說：「記得他在學習中，凡教員指定的參考書籍，必一一閱讀，並以紅藍鉛筆標出要點。所以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必能旁怔博引，闡其旨趣。我們在高加索戰術作業時，戰術指導員很器重其謹厚，常稱揚于同學中，他在自修與教學時，非常勤勉虛心，筆記教材都整理有次。」

　　因志同道台，劉伯承、左權很快成為密友。他們倆都對軍事理論的學習感興趣，除了認真學習規定的課程外，他倆還學習了蘇聯紅軍的各種條令和有關司令部組織指揮的知識，以及正規軍的戰術，遊擊戰的戰術等。回國後，倆人還經常翻譯一些蘇聯的軍事資料。

　　1930年初，由於鬥爭的需要，劉伯承和左權提前從蘇聯回國。為了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他們搭乘不同的車次，商定在東北的一個小車站見面。

　　當劉伯承走下火車後，發現有特務盯梢，立即決定暫不接頭，先甩掉尾巴。等待接頭的左權發現劉伯承被盯上了以後，也跟了上去。到了鬧市之後，左權緊走幾步，在一個櫥窗處等劉伯承，等劉伯承即將擦肩而過時，左權輕聲提醒他：「有狗！」

　　劉伯承佯裝擦汗，也停了下來。左權又對劉伯承說：「你往商店裡走，我把狗引開，這裡的地形我熟悉。」

　　劉伯承走過去後，左權轉身沖毫無防備的特務撞了過去，然後飛快地跑進一條巷子裡。特務慌亂中，緊隨著拐進巷子裡的人影追了上去。比劉伯承小十幾歲的左權這時只有20多歲，又熟悉地形三下兩下就把特務給甩了。沒多長時間，左權在商店裡和劉伯承會了面。這次歷險加深了他們二人之間的友誼。

　　劉伯承悲傷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和左權的友誼非比尋常，還因為左權直到犧牲前，還一直背著一個歷史包袱為黨、為革命工作著。

　　左權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曾由學生提為教員，得到的收入自然比學生多一些，這樣吃飯請客的機會也就多一些。不料，左權竟然由於吃飯的問題而被劃到了王明認定的有託派嫌疑的江浙同鄉會。

　　左權的託派嫌疑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澄清。1938年，左權被任命為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後，王明仍然對彭德懷說：「左權是託派，你怎麼能讓他當八路軍副參謀長？」

　　經過幾年的並肩作戰，彭德懷深信對党忠心耿耿的左權不可能是託派。

　　就在左權犧牲的兩個月前，彭德懷給毛澤東、張聞天寫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中央解除懷疑，給予這樣的好同志以完全的信任。

　　朱德回延安後，左權成了八路軍總部中最忙的一個人。八路軍總部行文的署名也由「朱彭」變力「彭左」。1942年5月4日，彭德懷授意、左權執筆起草了由北方局和華北軍分會共同簽署的發向華北全黨全軍的《關於反對敵人蠶食政策的指示》，這份文件習慣上被稱為《五四指示》，它是由左權執筆的最後一份文件，也是左權對根據地建設的最後一個重大貢獻。

　　《五四指示》對根據地的對敵鬥爭所產生的指導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敵人蠶食政策的3個步驟之後，提出：敵人的「蠶食」政策在政治上、軍事上有其極嚴密的配合，但空隙還是很多。敵人的根本弱點是兵力不足，此時前進則後方空虛，不能不更多地利用偽軍、偽組織，這就予我更多的機會，以廣泛的遊擊運動和政治進攻使敵人顧此失彼。

　　在晉西北，120師政委關向應仔細研究了這一指示後說：「北方局、軍分會反『蠶食』鬥爭的指示，不啻是一劑起死回生的對症藥。」

　　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的報告中，談到敵後困難時期的鬥爭時說：「特別是北方局、軍分會指出反『蠶食』鬥爭之後，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據地始終是退縮的，5月以後則完全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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