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70)_劉泰

七〇

　　◎第八章　空前困難時期

　　※31.緊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戰」

　　百團大戰後，日軍重新思考了對會戰略，重新估計了華北佔領區的治安狀況，非常不情願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戰的危險日益迫近」的結論。

　　為此，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制訂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綱要》中寫道：如到1940年11月底與重慶政權未能實現和平，則不論形勢如何，——堅決轉入長期戰的戰略，徹底謀求重慶政權的屈服。

　　由於1940年7月的《更改軍備充實計劃》中明確規定今後幾年在華兵力定額逐年減少：1940年77萬，1941年65萬，1942年55萬，1943年50萬，迫使日軍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細算。

　　日軍在逐年遞減兵力的同時，也認為「估計敵方戰鬥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於「敵方士氣仍很旺盛」，為鞏固華北，「派遣軍由華中抽調兩個師團增援華北，以期徹底整頓治安」。

　　華中的兩個師團抽調華北，將成為華北日軍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期」，他們清楚，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僅不會再向華北增兵，而且只會從華北抽調兵力，增援太平洋戰場。因此，「全力以赴一戰」的看法就應運而生。

　　《華北治安戰》一書中寫道：參謀本部也逐漸露出一種傾向，認為應趁削減兵力計劃實施之前，全力以赴進行一戰。

　　當時的第二課高級部員服部卓四郎中佐回憶道總之，對華作戰已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不過由於在華兵力必須於1941年內縮減到平均65萬，因此，考慮世界局勢，乘目前仍保有72萬的兵力，必須先施加一次壓力，打好基礎。待1941年夏秋之後仍不見轉機時，便只有收縮兵力轉入持久態勢。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戰」的提法，是在「鑽空子」、「打擦邊球」。

　　《華北治安戰》中寫道：這種見解就是只採用武力戰，而把持久戰的戰略轉移推遲到1941年夏秋季之後。這並不是「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綱要的「要領事項」中，把向長期戰轉移的時間規定為「結合指導全面局勢的適當時機——」，因而帶有靈活性。

　　這種頗具「靈活性」的提法也逐漸地影響了參謀本部，並反映到參謀本部的作戰指導方針中。方針認為，應「確立以中國和北方問題為主的方針」，並認為「今後極需集中精力於直接有助於解決事變的政治謀略及作戰謀略上」。

　　1941年1月16日制訂的《對華作戰指導計劃》又具體體現了參謀本部的作戰指導方針：直到1941年秋為止，應毫不鬆懈地繼續對華施加壓力，在此期間，竭盡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國際局勢變化謀求「中國事變」得到定局。

　　日軍的計劃與意圖總是「自不量力」。抗戰之初，日軍叫囂要在三十月內征服中國，一年過去後，只實現了攻至武漢的表面上的佔領，反使自己陷入戰線長、兵力少、後方空虛的窘境之中。現在又提出有最後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戰」，「謀求事變得到定局」，沒料想，這「一戰」又是兩年多的時間。

　　§人災與天災

　　百團大戰後，抗日根據地面臨著更殘酷的鬥爭。其中有人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來自對手的，也有來自「友軍」的。

　　日軍將全華北分為三類地區，即治安區，准治安區，非治安區。按日軍的定義，治安區指治安確立，僅依靠中國警備力量即可確保安定的地區。在這一地區分隊以下的行動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規模的襲擾外，幾乎沒有破壞活動。

　　准治安區指軍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敵我勢力交錯的地區。在這一地區，小隊以下行動不安全，抗日力量對交通線的破壞頻繁，並對日軍的小警備據點襲擊頻繁。

　　非治安區指作戰討伐時暫時的消滅了抗日力量，但作戰結束後，又成為抗日力量的根據地，平常由抗日力量佔據的地區。在這一地區親日政權不能生存，日軍活動必須是大隊以上的兵力，有繼續組織作戰討伐的必要。

　　為此，日軍制訂了一個將准治安地區變為治安區、非治安地區變為准治安地區的計劃，並根據這三類地區的不同情況而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區內清鄉為主，建立各種偽組織，並村編鄉，實行保甲連坐，強化奴役統治。對準治安區實行「蠶食」。顧名思義，一點一點地、在不知不覺間，將准治安區變為治安區。對非治安區則實行「掃蕩」。1941年以後，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比以前更瘋狂、更殘酷。在「掃蕩」過程中，日軍實行所謂的「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以圖徹底破壞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從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軍對華北根據地進行千人以上的「掃蕩」就達174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計達83.3萬人次之多。

　　除此之外，日軍在其交通線上，又增修了成千上萬的護路堡和封鎖溝牆，1942年，日軍華北佔領軍參謀長安達曾經公佈過一個數字：「華北堡壘己築成7700餘個，遮斷壕已修成11860公里之長，實為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之外長城的6倍，地球外圍的四分之一。」

　　八路軍所處環境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尚不是全部。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始終沒有能夠全力以赴的與日寇作戰，是因為始終沒有擺脫虎狼夾擊的局面。百團大戰後，八路軍在面臨日寇殘酷進攻的同時，仍然沒有能夠擺脫國民黨在背後捅來的刀子。

　　1940年7月初，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會上討論了進一步反共的問題，準備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並提出「中央提示案」，強令中國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縮編軍隊（不得超過10萬人），並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之冀察地區。同時國民黨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停止了對八路軍的一切供給。更為惡劣的是，以1941年1月「皖南事變」為開端，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華北戰場上，國民黨的50萬軍隊，不僅繼續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不斷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而且在「曲線救國」的投降、賣國政策下，有3萬餘人公開投敵，雖然他們嘴上說是為了保存實力，但實際上絲毫沒有放鬆對八路軍的進攻，從而加重了八路軍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艱巨性。

　　華北抗日根據地在遭受不斷出現的「人災」的嚴重摧殘時，天災也趕來湊熱鬧。這段時期，根據地遇上了百年少見的大旱災，莊稼歉收，有些地區人民吃水也成了問題。旱災過後又是蝗災、水災、雹災，真應了「禍不單行」這句俗話，有些地區幾種災情反復交錯發生。在太行區，災情遍及太行軍區的6個專區中的4個，急待救濟的災民達35萬人，占當時全區人口的23％，此外，從冀西、豫北和黃河以南國民黨統治區逃過來的難民還有7萬多，需要安置。全區軍民的吃飯、穿衣成了第一位的問題。

　　這個時期，動員一切力量戰勝空前嚴重的災荒，成為密訓黨政軍和人民群眾關係，推動一切工作的前提。

　　天災與「人災」裹挾在一起，使已經處於艱難困苦中的抗日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更加困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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