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22)_劉泰

二二

　　毛澤東在1938年3月2日的《關於鞏固河防的部署》的電報中又談到了這一問題。1938年2月下旬開始，日軍多次向陝甘寧邊區河防進犯，企圖切斷陝甘寧邊區與山西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繫。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認為，在軍渡、磧口之敵兩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綏德、延安緊急，威脅河東整個軍隊之歸路。這裡毛澤東談的仍然是「歸路」的問題。

　　就在上一封電報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又在給朱、彭的《我後路不被隔斷的條件下主力可留晉擊敵》的電報中，仍然十分關注這一問題。「八路主力留晉擊敵，後路必須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之條件下，否則對於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們二人必須回來，即使留一人指揮，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點（如呂梁山脈），決不應留在汾河以東。因此，對總部之轉移及徐旅與劉師主力之部署，務望本此方針，考慮切實妥善方法，並速告我們。」

　　過不過河的問題，在毛澤東的眼裡已經上升到「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要保證手中僅有的這點「老底子」能夠生存下來，他是站在全域的高度上審視著現在，思考著未來。

　　又過了一個星期，毛澤東又發出了一封《八路軍應準備轉戰陝甘豫地區》的電報，同樣，這封電報仍然是發給朱、彭二人的。電報中說的還是老問題：「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後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抗日運動，——只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更不應不顧蔣令不顧友軍渡過河來。」

　　毛澤東連續發出的討論過不過河問題的若干封電報，實際上是洛川會議後對於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問題討論的繼續。

　　1937年11月15日，從黃昏到深夜，彭德懷和幾個滿懷抗日熱忱的青年一起討論了中國目前的形勢，抗戰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軍的任務、決心，他告訴這些熱血青年：「我們決定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個華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國主義者趕出華北、趕出滿洲的時候為止。我們願意和華北人民共生死，和他們親密合作，來與侵略者周旋。」彭德懷斬釘截鐵他說：「第八路軍決定永遠不過黃河。」

　　「雖然日本強盜佔領了太原和其他幾座空城，可是我們並沒有後退，我們的軍隊還是整個佔領了晉東北、晉西北——加上察哈爾和河北西部。」「這些地方，合計有近千萬人口。」「我們正在組織和武裝華北的男女，我們要使華北一萬萬人民的每一個人，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敵人！」

　　當時周立波用他的筆，將彭德懷「第八路軍決定永不過黃河」的決心傳遍了全中國。他寫道：「歸來時，騎在牲口上，覺得很冷，但路上是滿天星星。我們也真感覺到，光明是在我們的面前。」

　　不難看出，毛澤東和彭德懷二人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差別的。雖然中央軍委在一封由毛澤東起草的電報《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中說：「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由朱彭根據此方針及當前情況作具體部署。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屬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干涉。

　　關於敵我位置、作戰情況等，除總部隨時向軍委報告外，各師給總部報告之電報，應同時發給軍委一份，使軍委充分明瞭情況。」

　　過不過黃河不應是「具體作戰意見」，而應是「大的方針」。隨著八路軍在山區站穩腳跟，這一差別就自然不存在了。

　　§兩次「不同聲音」

　　抗日戰爭初期有兩次來自軍內或黨內的不同聲音。第一次是華北軍分會發下來的一個指示。

　　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發了一個指示，這個指示是在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阪垣師團一個旅的勝利影響下產生的。這個指示，不顧中日當時的實際軍力對比，把山西太原說成是華北抗日戰爭的堡壘，而實際上，太原在指示下發的一個星期後就失守了。

　　彭德懷回憶說：「顯然，軍分會的指示是盲目的，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

　　他又說：「10月8日的指示，只是根據看到的一些表面現象和從主觀願望寫的，所以它是一個脫離實際和經不起實踐考驗的指示，因而也是一個錯誤的指示。」

　　這個指示出臺的時候，彭德懷正隨周恩來去保定、石家莊等地做統戰工作，不在總部。當他從衛立煌處回到八路軍總部時，才看到這個指示，到他廬山會議後寫《彭德懷自述》時仍然沒有搞清楚執筆人是誰。

　　但彭德懷仍然誠實地在《彭德懷自述》中寫道：「但我看後，並沒有反對。雖然這個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我去保定前，與朱德、粥時、左權等數同志一起閒談過：「日本皇軍不可戰勝」是神話。如果八路軍經常有20萬，有蔣介石嫡系軍的裝備，再附加若干炮兵、國民黨軍依險防守，我軍機動作戰，靈活打擊敵人，把群眾發動起來參加抗日鬥爭，山西是難以打進來的。這是輕敵速勝的思想，對別人可能有影響。我是軍分會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責任的。」

　　華北軍分會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幹部本來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實上，由於開赴抗日前線的準備時間很短，很多幹部遼沒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就出發了。

　　華北軍分會的指示一下來，大家自然認為「遊擊運動戰」、「運動遊擊戰」、「山地遊擊戰」都是差不大多的一個東西，或是根本就沒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這是第一次來自內部的「不同聲音」。第二次「不同聲音」則是「從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機場戒備森嚴，中共的很多黨政軍要人，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都靜候在機場上，不時仰望著藍天，等待著遠方的客人。

　　不多時，一架飛機從蘭州方向飛來。從飛機上走下來的客人對於等待的人們來說並不陌生。

　　當飛機艙門打開時，個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陳紹禹），從飛機裡走了出來。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從蘇聯回國來指導中國革命。

　　王明雖身材不高，講起話來還有些大舌頭，但此人擅長文筆，講起後來亦滔滔不絕。

　　王明第一次回國後，由於有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個留過蘇的普通黨員而上升為中共中央領導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