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15師征戰實錄(61)_李文

六一

　　§「抗協」的改組

　　在115師向山東分局靠攏之前，就存在一個「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問題。115師轉移後，羅榮桓就此事進行了調查。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夏，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些進步人士，受沈鴻烈排斥，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產黨有過友好關係。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7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持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東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內工作，因為思想進步，受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干涉，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一開始，「抗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了發展進步力量這一工作，產生了把「抗協」組成一個中間性質的國民黨的念頭，硬性將「國民抗敵協會」改成「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抗敵協會」多數成員的初衷。1940年7月，山東分局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並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去許多幹部。這樣一來，「抗協」是既有「黨」，也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出現了與共產黨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等錯誤傾向。

　　115師的領導人，特別是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115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於「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裡，對於「抗協」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別具野心者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但這些指示，並未根本解決「抗協」的問題。

　　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這一讓人頭痛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原則：

　　「任何抗日政黨和政治團體，到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必須服從我們党的領導和遵守党的各項政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利於壯大抗戰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戰力量。」

　　遵照上述原則，劉少奇與朱瑞邀請「抗協」負責幹部10余人開座談會，研究對「抗協」及「抗敵自衛軍」的處理辦法。

　　經過耐心的工作，「抗協」的負責人表示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願意將「抗協」所屬「抗敵自衛軍」交八路軍統一整編。

　　6月18日，抗敵自衛軍編入八路軍。

　　7月13日，「抗協」山東省總部通知各級組織，將「抗協」的半政黨性質改變為統戰組織性質，同時做好解散的準備。

　　當年下半年，「抗協」的各級幹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經濟等部門任職，「抗協」的活動逐漸停止。

　　「抗協」的主要幹部和很多會員，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楊希文等還被選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李澄之等被選為參議員，稍後，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治軍有方

　　如果說部隊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麼這個大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素質高不高，部隊的戰鬥力強不強，關鍵就要看這支部隊的領導是否治軍有方。在這方面，115師的兩位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委羅榮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時受到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為了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羅榮桓認為要提高部隊官兵的素質，提高部隊整體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不能只片面地強調人數的增加。素質的提高包括3個方面，一是軍事素質，一是政治素質，還有文化素質。

　　一般來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每個軍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對於軍事訓練，大家的思想都比較統一。但對於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麼重視。115師領導在抓軍事訓練的同時，也注意抓部隊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

　　1942年「八一」軍政大檢閱以後，從8月22日開始，115師在蛟龍又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政治工作會議，全面總結了抗戰4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羅榮桓在會上講了話。

　　會議由蕭華作報告，報告稿是按照羅榮桓的意圖起草，並經他修改審定的。

　　蕭華的報告明確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戰爭、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戰爭勝利。」「戰鬥力不但取決於軍事技術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決於政治工作的強弱。沒有政治工作，就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證戰爭的勝利。我軍所以能百戰百勝，無堅不摧，成為革命戰爭中最優秀的鐵軍，就是因為有黨的保證以及整個政治工作的保證。」

　　在政治工作方面，羅榮桓一貫強調政治和軍事要緊密結合，強調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他在1941年4月24日的司令部部務會議上說：「黨對各部門工作的領導，是以黨的政治工作去保證，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決定與實施，去完全適合黨的總方針，並以行政系統指導工作，把黨的政治工作與全部行政組織工作結合起來。……政治工作落於空洞，不實際，甚至與行政工作失去協調，這就必然妨礙黨的總方針在某些部門中的具體實現。」

　　羅榮桓認為，政治工作的保證作用，表現在它用不同於軍事工作的方法，達到共同的目標，而不是要和軍事工作爭權。他在教導2旅工作總結會上說：在軍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帶強制性的，以彌補政治自覺之不夠，鞏固高度的集中行動，保證戰鬥任務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須更艱苦耐心地說服教育與發揚較多之民主，來穩定戰士的情緒，達到同一的目標——完成戰鬥和工作任務。這種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釋為連長權力大，政治指導員權小，更不能由此引起關係的隔閡。相反地應法發揚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調一致。如在隊前執行紀律時，這是軍事指揮員的職責，政治工作便不能隨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證軍事紀律的執行，並提高指揮員的威信，任何對立與推諉責任的現象都是不許可的。

　　羅榮桓認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須首先發揮政治幹部的表率作用。他強調，政治幹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範行動、模範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說，紅軍時期黨代表的威信很高，黨代表與士兵的關係很密切。行軍的時候軍事指揮員經常騎著馬在隊伍前面，黨代表走在後邊，替士兵背槍，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士兵們對黨代表很擁護。如果下個命令，沒有黨代表的簽名，士兵對這個命令就懷疑，這沒有什麼制度規定，完全是士兵自願地尊重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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