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拉米揚元帥戰爭回憶錄(8)

八

　　我們在師裡呆了兩天。要想詳細瞭解所有部隊，這點時間當然是太短了。但總的印象是愉快的。

　　同阿布拉米澤將軍分手後，我們便去看最近的幾個喀爾巴阡山山口。我們要研究地形，參加奉軍區司令員指令進行的一次試驗，即坦克、機械和騾馬牽引火炮、汽車、馬車通過山路的試驗，借助手錶仔細研究它們通過山口所需的時間。

　　我們的汽車在曲折的狹路上爬行。晚秋那折磨人的細雨和濃霧影響了我們的行進。仿佛連石頭都被雨水泡化了。每到上坡路和急轉彎，汽車就小心翼翼地蠕動著，因為一不留神就會掉進萬丈深淵。道路象一條蛇似的纏繞著山峰那長滿樹木的山坡。兩邊排列著高大的山毛櫸，就象站崗的哨兵一樣。

　　當出現哪怕很小一塊肥沃土地時，偶爾能看見簡陋的莊園，也就是小農舍和毗連著的生產設施。我們在其中一個莊園旁停下來，好讓機器冷卻，我們也借機休息一下。冷風吹得我們瑟縮起來。一個瘦骨嶙峋的老山民朝我們走過來，他穿一件羊皮襖，戴一頂黑色羊皮高帽，莊重地問過好後，便邀我們「光臨寒舍」。

　　我們走過長長的穿堂，邁過了門檻。屋子是由一個大房間構成的。在靠牆的一張長長的、胡亂釘成的板凳上坐著一大家子人。女人們正忙於做針線活，男人們在抽煙，懶洋洋地說幾句話。男人們穿著羊皮背心，腰間束著寬寬的皮腰帶。女人們穿著長長的土布連衣裙，外面也象男人一樣穿著暖和的背心，但比較雅致，還有些裝飾。腰帶以下，還有前後兩幅五顏六色的毛織裙子。

　　我們問了好。大家都欠起身，為客人騰出了板凳，男人們更起勁地抽起煙來。女人們忙著準備招待客人的東西。長桌子上擺出了大碗的牛奶、乳渣、奶酪和玉米麵做的餅子。我們同主人們閒談。他們的話語裡，烏克蘭和波蘭的詞匯奇怪地混用著。有時我們很難聽懂彼此的話。於是，俄語說得很好的老頭和他的一個孫子便趕緊來幫忙。

　　他們問我們會不會發生戰爭（對軍人還能問別的什麼呢？）。我們安慰他們，現在還不必驚慌。老頭年長的一個兒子驚奇地看著我們的司機泰然自若地和軍官們同坐在一張桌子旁，便低聲請他的父親向我打聽，這個士兵是不是我的親戚。「上校大人」同一個士兵隨隨便便地交談，使這個不久前曾在波蘭地主軍隊當過兵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只好向他解釋，司機同我非親非故。但我們都為共同事業當兵，因此互稱同志不是偶然的。我們的軍官和士兵都是昨天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互相尊重。

　　「軍紀呢？」這位原來的士兵忍不住問。

　　「在互相尊重和每個人都具有高度自覺性的基礎上也要執行軍紀。」

　　大家都興致勃勃地聽著。主人的小兒子更甚。原來他很快就要應徵入伍了。他恐懼地等待著這一天，因為他的哥哥曾多次給他講過地主軍隊慘無人道的制度。現在小夥子高興了。他提了很多有關我軍士兵生活的問題。

　　「難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指揮員嗎？」

　　「每個人都可以。只要好好當兵，努力學習就行。」

　　大家還順便談到了日常生活情況。老人說起碼的生活資料來之不易。他們在山地牧場放牧綿羊和山羊。自己種的糧食不夠吃，因為他們耕種的土地石頭多，每公頃僅能收三、四公擔糧食。以前很長時間無法擺脫地主的奴役。好的牧場和耕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裕農民手裡。直到這裡併入蘇維埃烏克蘭以後，大家才揚眉吐氣。地主政權被推翻了，所有土地資源成了勞動人民的財富。

　　「現在可以過得去了，上校大人！」老人心滿意足地說。

　　桑博爾－烏日哥羅德公路所通過的烏若克山口，高度不算大（海拔889米）。它用刺骨的寒風和潮濕的雪花迎接了我們。暴風雪妨礙了現地勘察。只在天氣晴朗的短暫時間裡才能觀察到四周情況。這裡的山是由砂岩、泥質葉岩、泥灰岩及其他易受破壞的岩層構成的。這也是高地輪廓平緩，春汛和溪流切割而成的深谷縱橫交錯的原因。我們在一條清澈見底、喧騰不息的小溪旁坐下休息。當時我們未能立即弄明白，我們正坐在桑河這條大河的發源地。

　　傍晚，試驗縱隊先頭登上山口。最先上坡的是汽車，接著是坦克，再後是牽引火炮的拖拉機。我們未等畜力運輸工具上來，而在由山口下來時遇見了它們。馬匹在陡坡路上吃力地走著，人們經常不得不停下來，好讓它們喘息一下。縱隊行進極慢。很清楚，在這一地區，裝備笨重、快速性差、不適於山地行動的步兵師，必須儘快改編為輕裝的山地步兵兵團。

　　十月革命節前夕，我們終於回到斯坦尼斯拉夫。我寫了詳細的旅行報告，指出了某些缺點，對各部隊的戰鬥素養給予了好評。我堅決主張儘快將我們集團軍的一些步兵師改編成山地步兵師。現在我回想起這些事就有點傷心，因為戰爭爆發後，我軍山地步兵師不得不在平原作戰。改編它們的努力算是白費了……

　　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已經存在了二十三年。敵人曾預言它維持不了幾個星期。歷史嘲笑了可憐的預言家們。蘇維埃國家茁壯成長著，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全世界勞動人民，所有深受資本主義壓迫之苦的人民，都懷著愛戴和希望注視著蘇維埃國家。法西斯分子既對它恨之入骨，又深懷恐懼。我們知道它們不會讓我們安寧，我們還得同它們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人們感到，嚴峻的考驗時刻在迫近。但我們深信我國的社會制度是堅不可摧的，我們勇敢地正視未來。

　　11月7日那天，我認不出斯坦尼斯拉夫了。前面已經說過，我第一次見到它時，感到它偏僻而平常。可現在我忽然看到它是另一種樣子了。街上擠滿了歡躍的人群。工人們排成一列列縱隊走過去。他們顯得多起來了，因為該市工業發展很快。友誼的歌聲在人海上空回蕩，這是蘇維埃人的歌。這個州併入蘇維埃烏克蘭不過一年，卻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新生活團結並喚起了人們。我們感到發自內心的高興：我們在這裡也置身于祖國的大家庭裡了。

　　12月，我們集團軍的山地步兵第96師向新駐地，即蘇羅邊界實施行軍。該師師長是著名的騎兵將軍帕維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別洛夫。帕魯西諾夫將軍命令我去監督行軍。這時已經下起大雪，天也冷多了。這一切都加大了行軍的困難。

　　我夜間在蘭欽地域趕上了該師前衛。行軍是在假設的戰鬥情況中實施的。縱隊行進時，按全部規定組織了行軍警戒，做好了隨時進入遭遇戰鬥的準備。在行進路線預先指定的地點配置了高射機槍和高射炮。射手和炮手們警惕地注視著萬里無雲的夜空。

　　我在一個積雪覆蓋的小橡樹林裡找到了別洛夫將軍。這裡已為他的作戰組搭起了兩個防寒帆布帳篷。將軍穿著胸前有兩根皮帶交叉的長長的騎兵大衣，站在被蓄電池燈照亮的小桌子旁，桌上攤著一張地圖。

　　我和他是在1933年相識的，那時他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函授生，來參加畢業考試。當時這個清瘦的、外表像知識分子、領章上有三道杠的指揮員，以他出色的騎兵姿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們攀談起來。我們相同的騎兵生涯使彼此感到驚奇，我們倆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為軍官，都轉而為蘇維埃政權服務，都早在1923年就指揮騎兵團。如今，我多少有點奇怪，這個酷愛騎射的騎兵卻當上了山地步兵師師長。

　　他認出了我：

　　「啊！您好，騎兵！什麼風刮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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